电动车逆行闯灯成难题，乱象频发倒逼治理，新国标出手能否破局

电动自行车凭着亲民的价格和随骑随走的便捷性，早已成为城市人出行圈的“当红选手”。在上海，500万到800万辆的实际保有量，撑起了日均903万人次的骑行量，甚至超过了地铁客流，妥妥成了短途出行和接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

不过，走红的同时麻烦也不少：超速、逆行、闯红灯、乱停乱放，还有偷偷改装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了城市交通治理里让人头疼的“顽疾”。

过去有些城市试过“禁摩限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倒逼着治理思路从“硬堵”转向“巧疏”。

新国标（GB 17761-2024）的实施，就是这一转型的重要信号。虽说明确了25km/h限速、必须戴头盔、不准改装这些规矩，还搞了以旧换新补贴，但执行起来还是难题不少：监管人手不够、非机动车道总被占用、老车子更新换代慢。

也正因为这样，各地琢磨出的科技赋能、大家一起管的办法，倒画出了系统治理的新样子。

新国标构建的安全框架，需要全链条管控落地生根。与以往单一限速不同，新国标通过“标准约束+政策激励”双轮驱动，明确25km/h限速、头盔强制佩戴等要求，同时以以旧换新补贴推动安全升级。

这一思路在地方实践中得到深化：天津推动新国标深度嵌入生产流程，指导企业建立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爱玛、雅迪等龙头企业入选工信部“正面清单”，600余款合规产品覆盖九成主流品类；德州更构建全链条监管平台，纵向贯通生产、销售、回收等环节，横向联动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发现违规后10分钟内完成预警推送，1小时内处置违规车辆，实现“生产有标准、销售有记录、回收有渠道”的闭环。

这种从源头把控质量的实践，有效遏制了非法改装与劣质电池流入市场。

技术创新正在破解监管难题，推动治理从“人管”向“机管”跨越。传统人工执法效率低、冲突多的痛点，在智能技术应用中得到缓解。

北京试点的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实现违法精准识别，深圳推广的数字号牌与RFID技术提升溯源效率，而德州的“电子身份证”让每辆车的合规性、维保记录可扫码查询，维修网点的改装行为也被实时监控，倒逼23家违规网点整改。

基层治理中，技术应用更显精细：深圳龙华区引入AI视觉分析平台，在中小学出入口抓拍未戴头盔行为，半年内家长头盔佩戴率从60%升至90%以上；观湖街道通过“充电设施一网统管”，绑定“人-房-车”数据2.39万条，筛查出60块疑似超标电池，将执法场景从“马路”延伸至“社区”。这些实践证明，技术赋能让监管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控”。

路权保障与多元共治，让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路权失衡是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通过改造桥底空间增设3000余个专属车位，实现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物理分离；宜昌则通过立法统一登记信息，升级防伪号牌并搭建“警辅通”系统，保障执法精准性。

治理温度体现在柔性举措中：东莞设立执法缓冲期，推行“非现场转现场”执法；观湖街道发动党员志愿者宣传引导，通过“线上意见征集+线下议事会”吸纳100余条群众建议，将治理“难点”转化为服务“亮点”。

更关键的是构建协同生态：天津推动生产者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点70余个，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观湖街道撬动市场资源改造74处充电场所，企业通过规范管理实现盈利，形成“政府减负、企业盈利、群众受益”的双赢格局。

构建长效治理机制，需实现技术、法治与社会共治的深度融合。技术层面，应推广德州全链条平台与龙华AI监管模式，建立生产动态目录，实现“车-电-人-网点”全关联；规划层面，需按事故研究提出的“非机动车道不低于2.5米”标准优化路网，结合东莞“即买即上牌”等便民举措提升合规意愿；

治理层面，既要压实配送平台与物业责任，更要借鉴“随手拍”模式开通群众举报渠道，激活社会监督力量。法规体系需持续完善，从清华余凌云提出的行政法比例原则出发，避免“以禁代管”，通过地方性法规修订实现精细化管理。

说到底，电动自行车治理就是一门平衡城市安全与民生需求的“精细活”。从新国标的制度设计，到德州、深圳的技术创新，再到观湖街道的基层共治，这些实践都在慢慢跳出“一刀切”的粗放管理模式。

未来，只要继续把源头管严、把路权划清、把大家的力量聚起来，就能建出安全又有序的慢行交通体系，让电动自行车真正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