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职校生》：从被定义到自我叙述

在现代教育的巨大机器里，职校生常被贴上“掉队者”的标签：成绩不佳、校风差、混日子，仿佛他们注定了被淘汰出局。然而，当这些年轻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日常与欲望，我们会发现，所谓“掉队”，“不过是在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教育轨迹中工作的具体的选择而已。”换句话说，如果世界上本就存在着不止一条路可走时，这种“掉队”反而可以变成一种失序的清醒，一次被逼着问问自己“我是谁、从哪来、去哪里”的成熟契机。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并非比别人更缺席人生，而是更早体会到了“被看不见”的滋味。相比于普高生，他们更早地见证并体验了成年人世界对“顺从”的需求：按部就班、依规操作、未来取决于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考核。但也正因为被边缘化，他们有更多的精神空余，可以用来思考、用来表述、用来构建自我叙事。他们更渴望被看见、听见，也更渴望进行自我表达。

“谁能讲述‘我’？”这一问题与每一个人都相关。叙事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讲述者的声量和技巧，而取决于听众是否愿意停下脚步，放下偏见去倾听。一方面，在一个被评价、分流和打分填满的社会里，我们很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永远能在作为自己的最佳代言人的同时，成为自己的听众。

今天的文章，我们将走进几位职校生的日常：听他们说自己如何在机械的学校与嘈杂的工厂间喘息，用音乐、舞蹈、爱情为自己命名，在自嘲与期待之间，如何将自己碎片化的生活串成完整的故事。读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了解一个群体的处境，更是在重新审视我们所认定的“正常轨道”与“成功标准”，也是在学习如何更认真地倾听和表述自己。

撰文｜陈明哲

被误读的人

我在中专学到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愤怒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所以我要听话。 无论如何，只要站在台上，我都自在、舒服，像瞌睡遇上枕头了。 （陈楷夫）

这看似拧巴的两句话都来自陈楷夫，他既是最现实的机床工人，也是最理想的音乐家。他自认初中时是混蛋，在被人欺负并发现老师和家长根本不管后，他“黑化”成了那个经常打架的“恐怖分子”；同时，他也发现，中专并不拯救混蛋，它只会让人更早意识到自身的无力。

在中专里遭遇不公时，陈楷夫会找他的车床师傅倾诉。这个“挺有意思的老头”以一种相对温柔的现实感，替他掀开世界的一角——“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可能公平的。”他逐渐明白：所有对“不合理”的抱怨都无法改变事实就是这样。于是，当他谈到自己的处境时，既会浅浅地感叹：“大家都说上了高中就会有更好的前途，这东西是绝对的吗？我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又能笃定地反问：“搞车床的不能搞学术，搞学术的就能搞车床吗？”不卑不亢的前提，正是一种经历过现实打磨后的清醒：在看清社会分层的前提下，仍敢确认自己的位置与天赋。

《我是职校生》

作者：
版本： 2025年10月

但是，这个认为学校是“驯驴大师”“中专把我的性子磨没了”的陈楷夫，在谈起自己的“普车”专业时，又是那么熠熠生辉。机加工分“数车”和“普车”。前者依赖编程，后者靠人力与经验。那种“费脑子又费体力”、被市场“慢慢淘汰”的传统机械，却让陈楷夫感到亲切，兴奋甚至骄傲。他说：“我们干普车的，脑子里就有那些东西，知道一个零件该怎么干、从哪儿干。”如果造物主给予了每个人不同的天赋，那么不管自己的天赋在人类世界中是否受欢迎，我们都应该找到它，并且享受它。

陈楷夫明亮、高调地宣称自己对普车的爱：“我第一面见这东西，就觉得真酷、真炫。我觉得机械对我来说就像音乐一样，就像在一个营地上点着篝火，敲手鼓的敲手鼓，弹吉他的弹吉他……我享受这轰鸣，享受齿轮打转的声音，也享受操作它的过程。”在他眼中，枯燥的重复劳动和沉闷的机械不再是枷锁，而成为通向意义的路。这句话里有一种对抗的温柔，在讲述自己的音乐演出时，他同样自豪：“上了台，一点儿不紧张，灯光一照，我觉得回家了。”在机械与音乐之间，他建起了一座通往自由的桥。

《我是职校生》的第一篇自述，就是他的“我的机床和我的音乐”。在阅读中，我止不住地感叹讲述者强大的体验力。和豆瓣热评说的一样，我们这些一路做题上岸的“优等生”自以为在“和思想打交道”，实则不过是随波逐流；而那些更早撞上现实、经历幻灭的职校生，却因为看见了生活的真相，反而活得更明白、更真切、更精彩。

想起“双减令”颁布不久的一天，我在咖啡厅里，听到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对下属说：“只要社会上存在竞争，家长就不会允许小孩进入职校，他们一定会找地方给小孩补文化课。”语气笃定，不容置疑。但如果精神成长真是人之为人的核心，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笃定，又何尝不是一种误读？

他们的故事：

以“边缘”为自安

上初中以前，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好的。后来才明白，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直到现在，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是好的。我记得所有对我好的人。 （木鱼）

陈楷夫是那种一开口就让人觉得“通透”的人，他的自述金句频出，比如他说：“中专生普遍比较穷，眼界有限，学习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看的东西想不明白，心里想的又说不出来。很多事情从出生就决定好了。要么天资聪颖，要么家里有钱。如果家里没钱，还是普通脑袋们你就等着来中专搞说唱吧。”这样的言论，放在互联网上，正是典型的“人间清醒”语录。但在他身上，这种清醒中透着股热气，在面对个体无力改变的结构困境时，他保持了幽默的实践智慧。与之相对，木鱼是“严肃”的。她对世界和自我都认真得近乎残忍。这种严肃使她真诚而脆弱，因为当一个人始终认真地感受痛苦，痛苦就会吞噬她。

木鱼的初中岁月几乎是在校园暴力中度过的。她至今仍记得某个清晨，那个长期骚扰她的男生，因她为自己戴眼镜辩护顶撞而恼羞成怒，一脚踹在她身上。当她的身体磕在暖气片上时，教室里的同学们一片冰冷。

她自认为是因为外貌不佳和性格自卑而被孤立，可最让她感慨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成年人的沉默。老师没有管，家长也没反应。就连最喜欢的英语老师，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关心了我（她）一下”。本来英语和语文很好，甚至想冲刺重点高中的她，从此变成了什么也学不进的那种学生。

《燃烧》剧照。

直到现在，她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这样欺负和漠视。于是她经常思考死亡，因为死亡能让她平静，“不用内耗，也不用容貌焦虑”，她甚至幻想：“我死了之后他们肯定都会来爱我，他们都会说，我是一个多好多好的人，他们有多么多么爱我。但我活着的时候不会。”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太多“向上”的叙事：服从、竞争、进步；而太少“向下”的空间：不去教人如何面对失败、挫折与幽暗。木鱼正是在单向的“光明”里缄默的人。

初中毕业后，她被确诊抑郁症。在中专里，每当情绪崩溃想回家时，却难以请假，于是，她只能整日躲在床帘后哭泣。室友不闻不问，没有朋友，也不敢对旧友倾诉，心理咨询更是雪上加霜，只是“把伤疤揭给别人看”。木鱼的世界狭小、孤独、几乎没有支点。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大专，她加入了学校的“心理协会”，第一次感受到被回应的温度。有人在她崩溃时抱抱她，也有人认真回应她的问候。木鱼终于觉得被“看见”了。

如今的木鱼，依然容易内耗，却也学会了豁达。她说：“我是一个很热烈的人，这是我评价自己唯一一个正面的词。”如果说“车到山前路必短，船到桥头自然沉”，那么木鱼的世界也无法变得更糟糕了。于是，“哪怕明天醒不过来，也无所谓；如果明天醒来了，就是赚到了。两个都是好事情。”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过程中决定了自己是谁。这种“决定”并不抽象，它发生在“看见”和“接纳”的瞬间。当我们终于能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悲观时，也许乐观就已经开始了。对像木鱼这样的敏感者而言，“自我叙事”就是一种“自我照亮”。当我们因为不被看见而想要放弃自己时，一定不要放弃自述，哪怕声音颤抖。因为只要能讲出“我”，她是在看见自己。

自我叙事的力量：

抵抗与疗愈

或许初恋的经历也不是难忘，而是那种单纯感、青涩感，和后来的滥情与无所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后就不敢再想什么谈恋爱的事，没必要，也没意思。 （杨铁）

爱情，或许是普通人生命中最适合做梦的部分。在漫长而压抑的现实里，它像是一场短暂的逃逸。木鱼在自述的最后提到，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来没有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对每一个年轻人而言，讲述自己的爱欲，讲述初恋的故事，都能帮助他们在贫瘠灰暗的生活中，获得安慰。对自我爱欲的讲述，既是疗愈，也是抵抗，它让人发光。

杨铁总在回味自己的初恋，他的初恋发生在中考失利、复读的那年。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一个月。为了她，他曾上演了一出“为爱提刀”，但是当女孩在他怀里哭着求他不要打架时，“我当时心就软了，那一刻感觉她就是我的全世界。”那一刻，他从一个混混，变成了一个有人要的人。

从那以后，他离开了“混社会”的圈子。复读的日子里，他和父母关系紧张，朋友稀少，女孩在他最寂寞的时刻，给他缝补衣服，陪他吃饭。可最终，女孩还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提出分手。

《燃烧》剧照。

“那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我的想法就是和她结婚，拉了手就是一辈子。”杨铁说。他甚至会操心两人因为成绩差异将来的异地问题。但上了中专后，一切都不同了，“即便我们再在一起，我也不会想着结婚，只会谈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中专和大专时的恋爱，“像玩一样”，可以一周一个，流程就是聊天，确定关系，再分手。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恋爱模仿”——处于寂寞，找到一个分享日常的人，以“谈恋爱”的形式，表演一场短暂的“过家家”。

杨铁对于自己未来能想象到的最好状态是：“或许还是一事无成吧，有个对象，一起努努力，上个班，不太脏，别像在工地时那样，出来别人避着我走就行。”这种描述中，平静自然的沮丧感，比暴躁更让人难受。但当他讲起初恋时，那种语言中的光辉，又使他从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对象，变成命运的讲述者。此时，“自我叙事”是一种“疗愈”，当他们开始讲述，生活的灰烬中，会重新燃起一点光。讲述让他们暂时离开现实，重新触摸自己，重新相信自己的人生还有别的可能。

有些同学以为我喜欢女生。我不是不喜欢男生，我是不喜欢有些男生的行为。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接受的，但我没法接受。 （魏伊）

同样是谈论爱情，男孩们的故事往往是记忆中的初恋，是那个“少年穷”时，伴随左右的温柔——给予温暖的女孩。就像《喜剧之王单口季》冠军付航在舞台上讲的那样，只要做自己，再平凡的人都可以被爱。那个女孩的爱，看见和治愈了平凡的他，让他相信自己也值得温柔。这种传统而热烈的情感，会成为他们心灵的托底，支撑他们穿过灰暗与不确定。

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剧照。

而女孩的爱情叙事，则更具批判性。叙述里有理想、有自省，也有与体制和性别结构的对抗。她们不只是想“被爱”，还想知道——爱情究竟能走向哪里？魏伊就是其中之一。她所在的职校，缺乏良好的性别教育，男孩们常以调侃女性来展现男性气概，女孩则将吸引男性作为其魅力的确证。魏伊拒绝这一套。

她知道自己“跟真正学习好的还是不一样”，但也从不自卑。在高中的时候，她还遭遇过“黄谣”，那种随意编造的针对女孩的流言，她虽然纠结，但最终选择硬刚。这种力量，来自她从小获得的尊重：“从小爸爸就让我不要羡慕别人。”一次魏伊在超市想买一个零食又嫌贵，于是拿了以前常吃的那种。爸爸看了却让她做新鲜的尝试，买下昂贵的新零食。无数的类似小细节，成了她后来面对世界的底气之源——在东亚家庭里，尊重孩子的好奇心，几乎是一种奢侈。

魏伊的嫂子也对她影响深远，嫂子一直鼓励她多见世面，坚持自我。魏伊因此总想着“出去看看”，她的目光在远方时，眼前的生活也不会逼仄，她说“挣钱的方法多得是，先想一想自己到底最想干什么吧”，她喜欢cosplay，在小圈子里过过主角瘾，她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爱欲，但同时也坚定地拒绝将就：“不讲卫生，没有素质，我为什么非要接受呢？”

在一个强调服从的教育系统中，能看见自己的欲望，并理性地与之相处，难能可贵。在魏伊这里，“自我叙事”成了一种“抵抗”。她拒绝被凝视与被定义的逻辑，在一次次主动说“不喜欢”的过程中，她重新确证了自己的信念和期待。

飞速运转的社会总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实用一点，稳一点。但他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慢下来——去讲述、去感受、去倾听什么是爱情。即便在今天，爱情的期待也依然帮助年轻人走向另一种成熟。它让他们在混乱中学会勇敢，在迷茫中保有笃定。

靠近他们，也靠近我们

这些职校生的故事或许没有宏大的结局，但那一点点自我照亮的努力，本身就值得被记录。每一个被忽视的声音，都是社会重新学习“何为理解”的契机。“他们”其实就是“我们”——他们的叙事不等于我们的叙事，但看见他们的过程，本身就是看见我们的过程。

比如陈楷夫，在清醒与自嘲之间，用音乐把自己“困住的生命”演出来；又如木鱼，当她第一次被人抱住、被人回应时，开始重新期待“活着”，被看见的感觉重新启动了她的生命。他们在讲述中再次善待自己，我们在倾听他们的讲述时，也给他们注入了关怀的力量。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

或许世界就是一所巨大的职校，身处其中的我们，要么经历困顿，要么经历空虚。我们，作为成熟的小镇做题家，也终将成为某个社会项目的“简拙之人”，在学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暗暗期盼一种友善与耐心。正如推荐序的作者，林小英教授所言：“教育者应该对简拙的人施以鞭策，也可以寄予厚望，尽管受教育者会感到力所不及，但也不会由此对努力深恶痛绝，从而彻底放弃任何积极的作为。”教育是保护人类生命动力的事业。

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保护人类生命动力的事业。它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在帮助无数被忘在角落里的人重新学会与世界对话。我们可能也都背负着满身标签，在生活的颠簸与疲惫中，努力学习看见自己，对抗外部的定义，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讲述无奈平淡又未来可期的生命。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陈明哲；编辑：走走；校对：卢茜。题图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电影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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