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老师到茅奖得主，她走了30年，她的故事比小说还动人！

从乡村的“野生”写作者，到摘取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作家乔叶曾说，“我的写作之路，一直都是从小路出发的”。

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乔叶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三十多年的文学之路——

初中毕业后成为村小教师，在孤独中求助于写作，从此叩响文学的门；

因散文成名后，毅然闯入河南省文学院，正式开启了职业作家生涯；

年近半百，她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带着她来到了北京，抱着对可能性的无限憧憬，开启了新的写作历程……

尽管一路走了这么远，故乡带给她的思考与成长却一直在迭代。年轻时，对家乡本能地排斥，直到奶奶逝世后，她才重新打开自己与故乡的连接，以文学的方式回望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篇真挚又动人的演讲。愿我们都能从中收获一份成长的感动，拥抱这份文学的力量。

《要爱具体的人》乔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从小路出发的写作

——在武汉大学“闻一多讲坛”的演讲

本文来源于《写作》2024年第6期

作者乔叶

（篇幅所限，有删节）

01

人生轨迹与自我跨越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河南焦作人。焦作是豫北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们看过《宝水》，就知道宝水村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就在焦作附近，大致在豫晋交界的地方。

山西以丰富的煤炭资源著称，而河南同样蕴藏矿脉，我的家乡也出产煤炭。煤矿资源枯竭之后，焦作开始转型做旅游。我的家乡有一处特别有名的景区——云台山，它是我创作《宝水》的背景参考。读者翻阅这本小说时，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元素便采撷于我的故乡。

童年时期的全家福，右下角的小女孩是乔叶

在80年代中期，我结束了初中的学业。那时候的乡村，特别流行让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们去读中专、中师，换言之，就是初中毕业后就不考高中了。我当时考的是焦作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中学师范学校，主要为乡村小学培养教师。毕业后，我遵从分配，在乡下教了四年书。

刚开始，我在乡中心学校教初中，初中的孩子实际年龄偏大，有些留级的学生甚至和我年岁相仿。那时我还很年轻，毕业时不过十七八岁。在教授初中生这件事上，我或许能够在知识方面胜任，然而在心理层面上，我却显得相当稚嫩和不成熟。后来，领导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将我调到了村小教书。在那里，我与学生的年龄差距拉大，就逐渐适应了。

在村小教书的四年里，我开始写作。虽言“写作”，但其实是很不像样的，可以说是“野生”状态的写作。我为何会走上写作之路呢？或许，孤独是最大的推手。在乡下教书，我没有可以对话的朋友，也不甘心于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内心涌动着无数的话语，于是写作便成了我的出口。

作家 乔叶

最开始写的是散文，也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反而更像生活随笔。我给《中国青年报》投稿，给地方报纸投稿，大约在1993年，我的作品发表得很多，也得到了不少关注。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它的辐射面很广，每一期都发行上千万，很多青年杂志都向它的作者约稿。在那个时期，我在各省的青年刊物都发表过文章，各种约稿不断涌来，我近乎痴狂地投入到写作之中。

当时的“写作”，其实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写作，但我自己感到特别满足：在乡下那样一个闭塞的地方，竟然有了这样一个通往广阔世界的契机。有很多读者通过邮电局给我寄来信件，那些信件至今仍被我悉心珍藏。这是一种非常古典的交流方式，我在其中倍受鼓励。通过书信传递的温暖与鼓励，至今依然让我觉得十分神奇。

我也经常收到稿费单。我突然发现，写作居然可以赚钱！

在那个年代，中小学老师的薪资水平普遍不高。自从我踏上写作之路，每月的稿费竟然常常超过了我的工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鼓励，让我非常有心劲，知道自己原来还有新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选择写作，我可能还会跟大部分同学一样在基层当老师。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很热爱教育，也很值得尊敬。但对我自己来说，却可能并非最佳选择。这确实与我那不太安分守己的性格相关，我的脑海中经常会充盈着许多奇思妙想。我也不太喜欢老师的生活。因为它要求我以相当稳定的情绪和心理，来处理相当稳定的工作内容，这对我来说都不合适。我在那时尝到了写作的甜头，现在回头看，写作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

1994年后，我开始到县里工作。或许现在看来，县里仍属基层范畴，但对于曾在村小教书的我来说，去县里工作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村小教书那会儿，我家离学校很近，所以常住在家里。我很喜欢在晚上散步，但是村里没有路灯，有时我还会慢慢走到村外。村里人觉得很奇怪，说散什么步，大家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总想着，要是能在一个有路灯的地方自由自在地散步就好了。后来到了县里，到处都是路灯，晚上散步就成了一种特别正常的行为。不同地域给予行为的宽容度，是很不一样的。

我就在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科工作了四年。新闻写作方面我表现平平，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去用心钻研，我最爱的还是自己的散文创作。就人的精力而言，我觉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把劲头都用在了写作上。那几年里，我的写作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还是在写生活类散文，只不过后来写得越来越多，出书以后，得到的关注度更高了。那几年，出版社来找我出版了几本书，报纸也时不时地给我评个“优秀作者”之类的奖。我第一次来武汉，就是因为《中国青年报》请优秀作者游三峡。我当时被邀请来武汉游览，然后逆流而上到了重庆。

乔叶在武汉大学“闻一多讲坛”演讲

1998年，我被提拔到县文联当副主席。两年后，河南省开始选拔青年作家。我那时还不到30岁，就我的人生而言还相当年轻。我30岁前出版了7本散文集，都是很幼稚、很清新的生活散文，媒体叫它“青春美文”或“生活哲理散文”。我很受《读者》杂志社的喜爱，是《读者》的第一批签约作家。那时杂志社给的待遇也很不错，经常会请作者采风，稿费也相当可观。在90年代，也就是二十多年前，《读者》杂志能开出千字三百块钱的稿费，算是非常丰厚的。

2001年，我去河南省文联下属的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发生了特别重要的、本质性的变化。

其实我从县到省里去的时候，有人劝我说不要去：“就在原地挺好的，在县里都已经是文联副主席了，何必还去省里？”还有人说：“‘专业作家’是个很可疑的身份，要是写不出来怎么办……省里的作家那么强，根本显不出你。”大家当然是出于好意来关心我，虽然我的散文发表和出书都非常顺畅，但在一眼看到底的生活中，我还是渴望能有新的突破，到省里去或许正是一次机会。

那时的河南省文学院真是人才济济、高手如林。李洱老师是学院的专业作家，李佩甫老师先后担任副院长和院长。相比之下，我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白”，完全没有和他们对话的基础。我从未涉足小说领域，甚至都不清楚小说是干嘛的，仍然停留在写散文、向副刊投稿的“野生”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副刊对文学性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严苛，而我或许确实具备一些写作上的小小才华，因此我的作品能相对容易得到副刊的青睐并得到持续的发表机会。我并不自知，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已经在从事文学创作了。当我真正进入文学院那个严肃的创作单位后，与周围的佼佼者相比，高下立判，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作家 李洱

这其实是一个清零的过程，代表以往写的作品都不算数了，我要重新出发。

我想我是不是能写出小说？是不是能写出像样的小说？这些都是未知的谜团。刚到文学院时，我挺崩溃的，发现自己基本无法融入他们的话语体系。我没读过太多有深度的书，前辈们谈读书，我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李洱老师现在是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他写了《应物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经典小说。对于初入文学院的我来说，李洱老师的长篇大论全是难以解读的陌生符号，我只能恳请他为我开列书单。李佩甫老师对生活有特别深刻的感受，是一位特别内秀的作家。他看似特别沉默，实际上内心里装着江海。我特别喜欢他的《羊的门》，这本书在9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他还创作了《城的灯》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这两部作品与《羊的门》共同构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与他们聊天、开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难以言喻的幸运。当“学渣”置身于一群“学霸”之中，若求知若渴，就一定会受益良多。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学渣”，他们的话语对我来说信息量极大。以前我和媒体说：“我是个幸运儿。”媒体开玩笑说：“难道你只有幸运吗？”我想了想，补充了一点：我还是很爱学习的。幸运是命运赐予的外在，爱学习是我努力做的内在。二者结合，我才能走到现在。

《应物兄》《石榴树上结樱桃》

李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成长轨迹大概是这样。总体而言，还是很不安分的，我总是怀揣对新鲜可能性的无限憧憬。比如我四年前人才引进到北京，那时我已年近半百。换做别人可能都不会考虑这么大的变动，我却几乎未加犹豫。其实，每一步选择背后都潜藏着我不自知的风险，但我不觉得有多么不安全。这可能和我个人的性格相关，我始终对新机遇满怀热忱。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当确认了自己所爱的事情——写作，便全身心投入其中。踏入小说创作领域后，我深知自己热爱小说，我这一辈子要以小说为伴，那我就全力以赴，勤勉学习，学习阅读，学习写作。我的创作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包括被迫学习和主动学习，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02

写作转折与乡土资源

如果非要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找寻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大概是1993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系列散文。自那时起，至今31年。在这三十余年间，我在与乡村渐行渐远的同时，又徐徐回归。

我出生的地方叫杨庄。从杨庄到县里，再到省里，再到北京，从地理意义上来说是渐行渐远的。但是，落实到写作的文本里，我觉得自己在精神意义或者文学意义上完成了比较深度的回归。

回归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年少的时候，我向往诗和远方，对自己拥有的故乡资源其实带着几分轻视。我早期写的散文渴望洋气，极力避免土气的渗透。它们是向上的、轻盈的，也不时会陷于轻浮的、抒情的。其中虽然穿插方言元素，但鲜少牵涉故乡。我到河南省文学院后遇到李佩甫老师，他是深谙乡土写作的作家，我心里还暗自嘀咕，不要跟他一样。河南是农业大省，小麦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每十个馒头就有四个产自河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文学，河南的乡土文学传统非常强大。李洱老师那么“知识分子”写作的人，也写《石榴树上结樱桃》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不要忽略这部作品，它是很乡土的作品啊！

回想起来，我年轻时对乡土的排斥，更像是对自己根性的一种抗拒。

转折点出现在《最慢的是活着》这部中篇小说。这部小说让我的自我意识开始清醒，逐渐意识到故乡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开始明确地想要回归故乡。《最慢的是活着》是我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读者缘最好的中篇小说。小说是2007年写的，2008年发表在《收获》上，断断续续获了几个奖，一直到2010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当时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榜首作品。小说发表后倍受好评，不停地被转载，除了文学刊物，许多社会期刊、报纸也在转载。

2010年参加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

这部小说写的是孙女和祖母的故事，创作初心是为了纪念我的奶奶。

我父母有5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我的父母工作特别忙，爸爸在焦作市矿务局上班，妈妈是学校的民办老师。我家是当时典型的“一头沉”，就是父母中有一位是在城里上班，另一位在农村。我爸爸在城里上班，天天往返于焦作市和杨庄村之间。我从小就喜欢跟奶奶“干仗”。

乔叶少女时期和奶奶的合影

奶奶很封建，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上尤为明显。我是我们家第二个女孩，排行第四。我奶奶认为男孩是最重要的，女孩是亲戚，最终是要嫁到别人家的，那么有一个就可以了。我就属于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女孩。那时乡村普遍孩子多，无暇照看每个孩子。我自称的“野生写作”，可能也是得益于乡村的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家人不怎么管，我可以在乡村的广阔天地里自由生长。反正就是天黑回家吃饭、上床睡觉，大人知道这个孩子囫囵回来了就行。开始上学后，我觉得自己有文化了，而奶奶是个文盲，我就学了很多新词跟她“干仗”。一直到我结婚、生子，真正成为一个大人，我才慢慢理解了奶奶，开始深入认识她对我的意义。随着年岁增长，我和她的关系愈发亲密无间。后来她去世了，我才发现，亲人是这样一种存在：她以不在的方式极度凸显了她的存在。奶奶是我最亲的亲人，无论是生活意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对我来说都有特别重要的启蒙意义，还有根本的养育意义。奶奶去世后，我很想写她，但是特别困难，一下笔就会想起她，会无法自抑地落泪。

最初，我想写个散文，又觉得写不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2001年，我正式进入河南省文学院，次年尝试写了第一个长篇，写得比较稚嫩。我听李洱和李佩甫老师谈了很多小说后，觉得自己可以尝试长篇小说创作了。李佩甫老师还劝我要先写中短篇小说，我没听，后来也接受了教训。但是那时的我已经骑虎难下，所以还是坚持完成了那部长篇小说。幸运的是，小说在2003年发表。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写中短篇小说，觉得要听从前辈的话，用中短篇小说来训练技术。小说是一门技术活儿。每个文体都讲究技术，但小说对作家的要求更全面、更实际。

总有人问我，散文和小说对我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散文当然很好，但相对于小说而言，散文更加平面化。散文要求叙述角度要坦白从宽，如实讲述经历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而小说可以依附不同的视角，打开的空间会更大。我写奶奶，就觉得无法用散文表述。因为我的思绪总是过于具体，同时情感上又过于汹涌澎湃。情感饱满本来是优点，但过于饱满，就成了表达的障碍。最近《青年文学》发了我跟一个青年作家的对话，标题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我觉得颇为贴切：“写作的魅力在于控制，也在于失控。”当然这话也可以反向理解：“写作的魅力在于失控，也在于控制。”控制和失控之间，怎么把握它的尺度，是特别美妙的。

乔叶作品 《要爱具体的人》

2007年初写《最慢的是活着》时，我就总是太失控了，感情过于饱满，就容易变形。就像肌肉紧张时，动作容易变形，我的语言、素材也容易变形。这时我已经意识到，这样不行，这个题材是写不了散文的。既然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就索性处理成小说。

在小说里，我对奶奶的感情一定是真实的、丰沛的。但因为是小说，所以可以虚构。如果说原生态素材是大地，那么写小说可以低空飞翔，与地面适当地拉开距离。

小说给我的福利也在于此，比如我为奶奶虚构了一个情人。在现实生活中，奶奶是一个极其规矩的人，她守寡50年。她说不能找别人，因为我爸爸是独生子，要带着他过门到别家，我爸爸就会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一想起她还是非常传统的女性思维，我就觉得非常心痛。她从盛年就开始守寡，一直到80岁去世，我非常疼惜她。如果写散文，基本上就要按照她的人生模版如实描述。但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可以写已有的，也可以写正有的，还可以写你心中应有的，所以我决定要给奶奶安排感情生活。我构思了一个情节，一个下派干部到各家各户吃饭，到奶奶家后，奶奶和他产生了感情纠葛。这是我作为作家对奶奶的补偿心理，我希望小说中的她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有感情生活，能够享受一些幸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说处理，可以与特别现实的东西拉开距离，故事飞翔起来，就会特别有魅力。

作品诞生于作家之手，但作品的完整性一定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构建的。读者包括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专业读者就是文学界的同仁，包括期刊编辑、评论界的老师还有研究者；普通读者是广大的社会读者。这部小说发表后，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的反馈都很好，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写它的论文也挺多，到现在好像还不断有人在做相关研究。

我再回看自己的作品，寻找它被肯定的点在哪里时，就发现祖孙之间的感情能打动很多人。写完后我还在想：我是70后，我跟奶奶的感情，会不会让80后感觉陌生？等90后再读这个小说，它会不会已经失效了？但就目前而言，90后的孩子读了还是有效的。这种感觉很美妙，我觉得也有点契合《最慢的是活着》这个题目，有人生的感叹在里面。

我有时给人签书就喜欢签：“最快的是时间，最慢的是活着。”这里的“活着”是人生的、生命的感受。具体到小说内容就体现在孙女以为和祖母的差异非常大，一个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生在半个世纪后的70年代——“我”是70后，受的教育不一样，感受到的物质条件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活得很不一样，但小说最后表达的是“我们”活得很一样。

电影《季春奶奶》剧照

奶奶曾经也是一个先锋少女，她并非生来就承载岁月的沉重。她在少女时期也抗争过，比如不愿意缠脚，经常淘气、特别活泼、有青春气，慢慢地才变老。“我”也不会一直青春锐气，也会体会到人世间的种种不易，变得成熟、宽容、丰富、沧桑，最后慢慢地变成奶奶。这一过程，宛如一面镜子，我和奶奶在此中对照。实际上，我们对人世间的本质感受，或许远比想象中更为贴近。我们的生命固然是丰美的，但有时也是简约的。拂去外在的差异，我们内在的爱恨情仇、精神世界其实高度重合。本质上，我们甚至和唐朝的人都很接近。人性或者人情，有恒定的东西，有让人心安的东西，让人可以信任的东西，这些都蕴藏在“慢”里面。

另一个触动人心的要素是“乡村”，牵涉故乡层面。奶奶是一个乡下老太太，她的口中流淌着方言土语，生活方式也深深烙印着乡村的痕迹。这个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大家对此非常喜爱。再看前辈们的乡土作品，我开始质疑自己以前的抗拒心理：或许我可以再去挖掘，再回望那片土地？后来我把乡土作为写作资源，在2011年写了《拆楼记》。

当时李敬泽老师倡导“非虚构写作”，他还把比较年轻的小说作者聚到一起开会，提倡大家不要在书斋里过二手生活，要到生活的第一现场去。“非虚构”就是从生活中拿到真实的力量。当时，我姐姐家正面临拆迁。拆迁，首先是政府行为，但民众也有他们的应对方式。基层老百姓当然想实现利益最大化，想出了各种应对策略。我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段子。比方说，一口井要赔几百甚至上千块钱，为了获得赔偿，有人会在院子里连夜挖井，甚至挖不出井就挖个坑，放上水缸、装上水做成井。评审人员前来查看，是个井，记录拍照，他们就获得相应的赔偿。更普遍的是拆迁前的违建，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加盖楼层。正是基于这些故事，我写了《拆楼记》。《拆楼记》分两部分：《盖楼记》是老百姓知道政策后的违建，他们会互相商量，但是内部之间也有利益博弈，有“内卷”的问题，看大家怎么衡量和比较彼此的利益；然后才是拆。《拆楼记》是我继《最慢的是活着》之后，在故乡拿到的又一个素材，获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奖。

后来我又写了《认罪书》《藏珠记》，一直到《宝水》。迄今为止，我写了5部长篇小说，其中或深或浅地融入了故乡的元素。我在故乡这片土地不断挖掘、探索，逐渐领悟到故乡于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真的很惭愧。刚写完《最慢的是活着》时，我还没有很清晰的意识。那时候接受媒体采访，他们问我有没有这种故乡意识，有没有像莫言老师、苏童老师文学地理上的故乡、原乡，我坦言自己没有。后来还挺“打脸”的，但我觉得这挺好。我终于比较清晰、坚定地认识到故乡是怎样的资源。

乔叶作品 《要爱具体的人》

03

“乡村之子”与再造故乡

写《宝水》的时候，我把自己视为“乡村之子”。作为一个“乡村之子”，我其实是从小路出发的，写《宝水》是出于朴素的乡村情感。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后，我希望以小说的方式表达我对乡村的认识和情感。媒体、评论界阐释《宝水》时，总说它是一个表达乡村振兴、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我其实还真没有那个野心，并不是因为我要写一部乡村振兴的作品，然后才去写《宝水》。而是因为我想要写一部具备当下感的故乡之书，才必须写到乡村振兴。

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小路出发的，包括我早期写的那些所谓的青春美文，也都是写我的小情感。我意识到，那些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很可能得到陌生人的喜欢，这是写作赠予我的礼物。这情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最初我心里也很诧异，我写我自己这点事儿，为什么能激起他们的共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回响。后来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就是他们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我和他们一样平凡，他们心中有所感，却未曾付诸笔端，而我写了出来，并且对此满怀热爱。我所书写的，正是那些“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情感和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小说有许多日常化、细微的东西。在我看来，细节是小说的一砖一瓦，没有砖瓦，哪怕再低的房子都盖不起来。细节是基本建材，当然建材的质量也至关重要。我特别迷恋细节，我相信很多小说家也是如此。宏大的东西里不一定有细节，但是细节里的东西往往包含着宏大。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滴水藏海”，一滴水里可能有大海的各种成分，大海的广阔与深邃都藏在这滴水里。

乔叶作品 《要爱具体的人》

我当然很爱乡村，但是“爱”这个字从来都特别复杂，不是单纯“喜欢”的问题，不是一个心理热度的问题，爱包含的东西非常多。爱一个人很复杂，爱乡村、爱自己的来时路，想起来也百感交集。有喜欢，有牵挂，有依恋；但也有挣扎，有抗拒，有忧愁，有痛苦，特别煎熬、矛盾、怀疑。对我来说，对乡村的这种复杂情感，一直困结于心，想要倾诉和表达。大家读过《宝水》的话，可能发现其中的乡村情感是丰满、驳杂的，但我还是想尽力表达或者构造出丰满的层次。

我跟前辈们的乡土写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对乡土的感受截然不同。我的河南前辈写乡村的也很多，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写乡村权力，写干群关系的紧张，写村民和村干部、乡干部之间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上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我步入成年，我感受的乡土大相径庭：土地荒废已经不算什么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希望能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乡村开始空心化。国家很快意识到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困境以及乡村面临的各种挑战，也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我希望能够尽量写出我所感受到的这几十年来——最起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乡村这几十年变化的纹理。这是我的宏观意识，但宏观意识必须落在小处，落在具体的人物情感上，才具备文学的意义。大家可能比我更懂“文学是人学”，文学一定要很具体地落实到每个鲜活个体的情感和命运上，才能绽放它真正的魅力。

回到家乡的乔叶

为了写《宝水》，我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去乡村现场看，比如去读温铁军、贺雪峰的学术著作。还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几年我一直带在身边看。因为“乡村建设”这条线，我了解了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还有20世纪30年代他们做的各种试验，这都是学术上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从外面看不到他的骨头，但是走路的时候，就知道他的骨骼是强壮的。虽然这些硬的东西在小说中一个字也看不到，但我希望用它们补一补思想上的钙。我对女性意识和乡村资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我的写作状态也相对成熟。它们汇涌到一起，最终促成了《宝水》的诞生。

只要是在文学创作里，所有人的故乡都是作家再度构建的产物。即便是散文作家，他们需要遵循如实的写作伦理，但也会对自己的故乡进行选择性的重建。他们会选择乡村记忆，选择乡村经验。这里面一定有虚构的部分，一定有再度构建的过程。我最近看作家汗漫的《纸上还乡》。他也是河南人，我觉得他跟我说的意思有点异曲同工。实体的故乡用一草一木养育了我们，我作为写作者，便用一纸一笔再造一个故乡。读者想要实地对照，往往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一对一的原型。但是大家应该也都清楚，虚构和胡编乱造是两码事。必须先有结实的现实逻辑，才能形成有力的虚构文本。博尔赫斯说：“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虚构不等于瞎编乱造，想象力再奇幻，也要落到现实的层面。我也很喜欢卡尔维诺的一句话：“想象力的果酱要涂到现实的面包上。”这两句话道出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

对我来说，再造故乡的过程是百感交集的。我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更多的还是收获。总有人问，你接下来还会不会写乡村小说？我说我可能写不了了，最起码写不了关于乡村的长篇了。我准备素材时做了很多功课，有一些不适合放到这部小说里的，可能会零星地再写一些关于乡村的短篇，但肯定写不了长篇了。《宝水》耗尽了我迄今为止所有的乡村经验：我能够想到的、感受到的最丰富的乡村经验，都放在了这部小说里。以前有人调侃我总是用力过猛。不论写哪个小说，我可能都有用力过猛之嫌。但我认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习惯。我愿意做足功课，反复修改，这听起来像是自我表扬，但我宁可用力过猛，也不愿意留下遗憾。

武汉大学有汉语写作研究中心，我预设在座各位都对写作有一定兴趣。你们这么年轻，有志于写作，热爱写作，这很好。对于有志于写作的朋友们来说，贴近自我、源自个人生命体验的东西都是宝贵的，它们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它是一座富矿。我坚信，写作是一件特别值得坚持的事情。这不是因为要追求世俗性的成果，比如成名、获大奖之类，而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日益丰饶。写作是理解他人和构建自我的极佳方式。有质量的写作、有质量的阅读，可以深度拓宽我们的世界。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我们的最大福利。

（2024年10月18日，乔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讲坛”发表演讲。本文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海龙、郑琴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成稿。）

乔叶 |《要爱具体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公号封面图来源：豆包AI生成

初审：周 贝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