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大盗孙殿英，血战日军7天7夜，他的儿子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1928年仲夏，一列杂牌军车在蓟县郊外嘎吱停下，车上的士兵悄声议论：“听说老孙这回要动真格的？”一句话点燃了清东陵命运的导火索。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河南汉子，几个月后将把慈禧棺椁掀个底朝天——孙殿英，从此声名滚烫得像伏天的柏油路。

孙殿英出身永城农家，早年打过短工、拜过庙会，十几岁那场天花在他脸上留下麻坑，也在心里留下“要活出名堂”的执念。民国军阀混战，他像一只无缰野马在各部队间穿梭，冯玉祥、张宗昌、憨玉昆，一个个当过他的“东家”，边打边招兵，很快凑出几千号兄弟。

摸金校尉式的“东陵行动”并非心血来潮。孙殿英行军路上常抱怨军饷不够，瞅准皇家陵寝财宝多、守卫松，他干脆用“军事演习”作掩护，炮声轰下寝宫大门，夜色里金珠碧玺堆成小丘。北京城沸腾了，国民政府震怒，舆情如潮。但军阀盘根错节，谁也动不了他。几件珍宝被拿去“疏通上面”，此案便按下不表。

五年后，局面急转。1933年2月，热河告急，3万日军在雪线以南发动闪击。汤玉麟提前开溜，防线瞬间崩塌。此时的孙殿英已是第41军军长，他在赤峰火车站跳下车，第一时间下令：“阵地丢了，脸也丢了。堵住！”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纸手令。部队沿西拉木伦河占据高地，机枪、山炮、炸药包全压上。

那一周，寒风夜里呼号，炊事班连粥都熬不出稠汤。士兵常常靠冻硬的烧饼充饥，仍咬着牙顶住。第七天拂晓，日军呼啦啦又冲锋，一营长抱着轻机枪倒在射口前，弥留间他对副官嘶哑地说：“告诉老孙，我不撤。”短短十二字，像钉子钉在冰面，也钉进旁观者心里。最终孙部伤亡过半，仍挡住日军东进轴线，为后续主力赢得宝贵整整一周机动时间。赤峰阻击战完结，报纸罕见地把“东陵大盗”与“抗日英雄”两个标签贴在同一人身上。

遗憾的是，英雄招牌没能挂太久。战事胶着、补给断绝、山头被各路势力分割，孙殿英尝尽漂泊。1943年春天，辽西小城被日军合围，他带着残部夜行数十里，还是被堵在山谷。枪声停后，孙殿英投降，靠昔日东陵里流出的财物换得一纸“合作条款”。那一年他48岁，世人从此不吝“汉奸”二字。

抗战胜利，蒋介石急需兵源，孙殿英又被拉进国民党序列，领着第3纵队南北游走。他既缺武器也无人信任，兵败汤阴时整支部队瓦解。1947年夏，解放军在黄河滩地设置战俘营，曾经意气风发的孙军长被送进病号棚。鸦片瘾缠身，肺叶坏死，医生只能用粗制吗啡止痛。临终前他昏迷片刻清醒，自言自语：“打过鬼子，也掘过皇陵，值不值？”无人回答。58岁的生命在夜色里划句号。

外界预测孙家子嗣或将被厄运拖累，却没想到他的小儿子孙天义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孙天义1929年生，在父亲枪火嘈杂的军车上写完启蒙课本。抗战期间辗转北平、保定，连温饱都成问题，仍把仅有的几枚铜元换成旧书。新中国成立，他考入大学历史系，钻进图书馆与残卷碑拓为伍。旁人提起孙殿英，他淡淡回一句：“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文物普查拉开帷幕。孙天义参与定陵、泰陵古建保护方案，多次上山测量，把拆字笔记摞成半人高。一次炎夏，他在砖缝里抠出一枚生锈铆钉，兴奋得像孩子：“这能提供当年修陵铁件工艺数据。”同事打趣：“你父亲拿走的是金银，你惦记的却是铁钉。”他不置可否，只说：“历史要有人守着。”1991年，文化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随之而来的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至此，人们才忽然意识到：同一屋檐下竟能走出两条对照鲜明的曲线。

有意思的是，媒体追访时问他如何看待父亲的劣迹。孙天义把话题引向文物保护：“东陵劫难已成事实，后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少让类似事情再发生。”这句答复既避开情感漩涡，又亮出学者立场，为他赢得更多尊重。

孙家父子，一边是野心裹挟的军阀生涯，一边是潜心钻研的学术人生；一边曾在赤峰血染冰雪，一边在博物馆灯下逐字考订。两种选择，两种后果，恰如同根却背向生长的枝条。有人说，这是命运的讽刺；也有人说，是时代的洗牌。无论如何，那个因盗陵而声震华北、因抗战而短暂光辉、又因投敌而蒙尘的名字，终究停在1950年破旧病床上。而他的后代，以另一种方式让“孙”姓重新写进专业志鉴，这或许是历史最出人意料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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