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人口占16岁以上人口比重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活力的核心指标,直接反映适龄劳动人口的实际参与程度。
该数据剔除了未成年人人口因素的干扰,精准刻画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与人口结构特征。
比重越高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利用越充分,但需结合产业结构分析——过高可能暗示社会保障不足迫使老年人就业,过低则提示劳动力闲置或教育周期延长。
2020年七普数据的天梯图呈现,恰是解读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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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梯图顶端可见,深圳(76.5%)与东莞(78.0%)的就业人口比重双双突破四分之三,形成全国劳动力参与的第一梯队。
这种超高水平与珠三角"世界工厂"的产业特性深度绑定:密集的制造业岗位吸引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来人口占比超七成的人口结构进一步推高比值。
同属华南的广州(65.%)、佛山(70.5%)虽未达巅峰,但仍显著高于全国均值,凸显粤港澳大湾区的就业吸纳能力。
华东城市里的泉州、厦门、嘉兴等地也稳定在70%以上区间,宁波、苏州、金华三分之二的16岁以上人口处于就业状态。
大城市上海、南京这项指标低于60%,一方面是两地有大量的高校在校生,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此项指标包含所有16岁以上人口,并未剔除退休人口)。
华北、东北的大城市里,天津、哈尔滨、大连均低于五成,沈阳、长春略高于五成。
老工业基地转型阵痛在此暴露无遗:国企改制导致岗位收缩,人口外流加剧老龄化,最终拉低劳动参与率。
北京(55.0%)因首都功能维持中位水平,但严控人口政策仍制约其就业规模扩张。
西南西北城市均低于六成,成都、西安、重庆等大城市里,就业人口占16岁以上比重远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部分城市。
原因也与前述上海、南京的情况相似,高校在校生和老龄人口比例限制了16岁以上人口里的就业人口比重。
从这点看,这项指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以16岁作为劳动力人口的分界线,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统计方法。
华中地区具有领先地位的是襄阳、宜昌这对双子星,武汉、郑州、长沙三大省会这项指标同样低于60%。
数据背后隐藏着人口流动的密码。深圳东莞的高比重建立在年轻移民基础上,其就业人口平均年龄低于35岁;而哈尔滨的低值对应着38.5岁的中位数年龄。
城市竞争力本质是人口结构的竞争,当沈阳16-59岁人口占比降至65%时,深圳仍保持79%的青年比例,这种差距注定难以短期逆转。
或许这才是是我们关注这项指标以及通过分析这项指标获得的极具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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