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沈从文与黄永玉：边城浪子与浪荡汉子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香港

文 | 李辉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去世。黄永玉曾在沈从文墓碑上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

我接触沈从文先生很早

我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担任记者和副刊编辑，1987年调到《人民日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编一辈子副刊，多么美好的事情》，我这辈子没做别的，就是编副刊。因为编副刊的关系，我得以和很多老先生交往，包括冰心、冯至、卞之琳等等，当然也包括沈从文和黄永玉先生。

我接触沈从文先生很早。

1982年6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我前往采访，在一个小组会上正好遇到沈先生。小组会上，他慷慨激昂，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哪里是甘于寂寞的人！我终于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作家。他去世之后，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缅怀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平和，或者不安分》，这或许就是我眼中的沈从文。

1982年上半年沈先生身体很好，下半年中风半身不遂。1984年我探望他时，拍摄了一张难得的张兆和帮助他洗手的照片。

年轻时的沈从文

沈从文曾说“我写小说是当音乐旋律来写的”。看他的小说《长河》，有音乐的旋律在。1984年，我去听音乐会，当时有录下来，我把磁带送给沈从文先生。他一边听一边落泪，说：“唱得真好！”他想到故乡的傩戏和民歌。他对家乡的民歌非常喜欢。他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边城》《湘行散记》，都是中国文学的经典。

1984年，我在晚报上发了有关沈先生的文章后，有个医生给我写了一封三页的信，要免费帮忙给沈从文先生检查身体。那个时代真的和现在不太一样。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我在写《平和，或者不安分》时，一开始就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

沈从文与萧乾

沈从文与萧乾一直是朋友。

他们1932年就认识。1934年的时候，沈从文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当时，萧乾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老师就是斯诺。因为和沈从文关系好，萧乾的文章就寄给沈从文，萧乾最早的短篇小说就发表在《大公报》的副刊上。1935年，沈从文还推荐萧乾接替他。

他们关系本来非常好，“文革”后有了隔阂。干校期间，沈从文还和萧乾写过信。“文革”后，两人就不再见面了。

1933年，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在北平合影

1987年，《浪迹天涯——萧乾传》出版，这是我第一本传记作品，我寄给沈先生一本请教。1988年4月下旬，我去看望沈先生夫妇。我去看到他身体不太好，只能简单说些话。谈到萧乾时，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劝说他和萧乾和好。他没有吭声，但也没有不让我说下去。我接着说：“你们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

他没有立即回答，稍稍思忖了片刻，说：“他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我当即与他商定，等我回北京后，陪萧乾先生来看他。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那种表情和语调，真是可爱极了。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萧乾。他并没有责怪我多管闲事，而是爽快地答应我的建议。我想到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巴金先生，我知道他曾关心过他们的关系，也为他们闹矛盾而遗憾。出差之前，我给巴老写了信。

万万没有想，就在我乘坐飞机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沈先生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

沈从文1988年5月10日刚刚去世，悲痛不已的萧乾5月12日就完成《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最早完成的缅怀文章。该文5月15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远比大陆报纸反应快得多。在我看来，虽然他最后未能见到沈从文，但是，他在第一时间为关心他、帮助他的恩师献上自己的心香一瓣。一个星期后，萧乾来信，将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萧乾的文章写得感人至深：

“听到从文先生的噩耗，我万分悲痛。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就被迫结束创作生涯。然而无论在织锦、陶瓷还是古代服装的研究方面，他都做出了辉煌的成绩。他做什么都出色，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一颗忠诚的心。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八个月的时间（1937-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有时候，我觉得老先生之间的矛盾，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的事情。岁月悠长，多年之间沈从文与萧乾的友谊未曾改变。

他做什么都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陈思和主编“火凤凰文库”，请张兆和、沈虎雏母子二人，编选《从文家书》，人们在书简中认识另一个文学家沈从文。随后，出版台湾繁体字版。

大家知道《湘行散记》，是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其实沈从文的家书，包括1949年后给家人、朋友的信，都写得非常好。

不写小说后，沈从文做古代服饰研究。他能够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有深厚文化根底的。他喜欢收藏各种瓷器、少数民族服饰等，彼此之间是有密切关联。汪曾祺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经常在街头买各种各样的瓷器、少数民族服饰。

他的隶书写的也很好，沈从文的章草被广为赞许。

黄苗子先生是著名书法家，他对沈从文书法艺术做出高度评价：

“七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经常写古诗十九首以赠亲友，其书法功力至深，予曾获观其早年在行伍时所书某军校碑，豪健潇洒，近李北海。晚年参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纵肆；其书顺笔所之，有时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颜真（卿）祭侄稿，一扫常规而纯任天然，为历代书法所未见。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赠予及郁风者。其跋云‘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等语，盖谦辞也。”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1982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

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已有三十多年。

沈从文小学毕业，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民国时代的教育是放开式的教育，我们当今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当时不要求每一门都好，你有一门好就是好。

我觉得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这篇《太阳下的风景》，写于一九七九年岁末，这篇作品标志着黄永玉在拥有文学自觉之后，其散文写作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起点。《太阳下的风景》以写表叔沈从文为主，勾勒与渲染出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坎坷命运，顽强生命力之中含蕴着浪漫、柔情、忧郁、感伤与悲怆。这篇散文，其实也是写故乡凤凰城的文化风情、历史变迁，写父母一辈的命运与时代的对应关系，写作者本人的漂泊人生。

作者具有画家的眼睛与调度能力，善于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的、色彩斑斓的生活场景；他如创作小说一样，灵活而恰到好处地运用对话，使散文的叙述顿时具有活力与动感；当他以画家与小说家的综合才能写作这篇散文时，笔下缓缓流淌而出的，恰恰是中国当代散文久违的也颇为缺乏的真挚情感、个性化语言、不拘一格的起承转合。当以下面的文字结束全文时，黄永玉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漫溢诗意的历史感——这正是他的散文艺术的魅力所在。最后这段话写得多美：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笔下的沈从文

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那份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他写表叔，不愿意用溢美之词，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般高耸入云。《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平常的沈从文》……他以这样的标题，多层面地写活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沈从文。

在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因热爱美，沈从文才执着于对美的研究。过去，他倾心于文学创作，在《边城》和《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作品中，升华生活之美，渲染或营造心中向往之美；如今，在远离文学创作之后，他又将古代服饰研究转化为对美的发掘。拥有此种情怀的沈从文，与黄永玉有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

黄永玉看书很杂，九十多岁时，还看《罗马帝国衰亡史》、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他读我的作品时常会来信谈感想。读《收获》“封面中国”的《台湾海峡，江河再延伸》，他写来七八页的长信谈感受。他读《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做了一百多条批注，令人感动。里面有很多他的看法，包括他所认识的人的情况。

黄永玉画他们故乡一些景象，比如虹桥。在《从文自传》和黄永玉的《朱雀城》里，都写到凤凰的虹桥这个建筑。后来，黄永玉邀我一起去凤凰，就坐车从这个桥路过。黄永玉后来出资恢复了虹桥。

文革期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罐斋”家中

《从文自传》，我建议一定要看，写透了凤凰的美，凤凰的野性，是个人史也是地方史，更是一部文学经典。

黄永玉说他们小时候，就在城墙外面砍头。他们都不怕，拿着头就玩。黄永玉说：一方水土养一帮土匪。一般看沈从文是很进步的，很温和的，其实沈从文也很坚强。

我们以为黄永玉是画家，设计酒鬼酒瓶和猴票。其实他早早就开始写诗。早早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是作家。他还写了一组跟故乡有关的诗“一路唱回故乡”。黄永玉是个很好玩、不是那种很严肃的人。他说：我要是在外面不行了，就回家乡去捡点东西。他看到《万象》杂志的文章，介绍国外各种奇奇怪怪的厕所，他就画了《出恭十二景》，描绘出中国乡村民间传统的如厕景象，特别有趣。

一个作家，一个画家，有趣没趣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黄永玉回忆，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1934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

黄永玉第一次见到沈从文，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写信要在上海的汪曾祺去看望黄永玉。从此，黄裳、汪曾祺、黄永玉成为长时间的好朋友。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我认为黄永玉和沈从文一样是天才。黄永玉1964年写“动物短句”，是他在社教运动期间所独创的一种体裁。每个动物只写一句，再配一幅动物画，图文相映成趣，互为补充。这些短句，似格言却非格言；是散文句式，却又更接近于散文诗；或隐含感伤，或带有杂文的隐晦、讽刺。坦率地讲，很难将“动物短句”（包括《永玉六记》《水浒人物》、生肖画等作品）归为哪一类文学样式，姑且称之为“文与画”，它们是作者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集文学与美术于一体的一种个性表达，其才思、性情、诗意，尽在其中。有的短句，如同诗：

萤火虫：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搜寻失落的记忆。

海星：海滩上，一个被扔弃的勋章在呻吟。

燕子：一枚远古的钥匙，开启家家户户情感的大门。

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

蜗牛：小资产阶级思想？笑话！你懂不懂扛一间房子的趣味？

比目鱼：为了片面地看别人的问题，我干脆把眼睛长在一边。

他因为写这个挨批斗，挨打。

我认为沈从文先生是最好的作家。1990年，我曾经邀请汪曾祺谈沈从文，他最后说：“除了鲁迅先生之外，还有谁超过沈从文呢？”

沈从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都排在前面，如果1988年5月他没有逝世，也许那一年会当选。记得马悦然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时，说他听说沈从文去世了，打电话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询问消息，对方回答说：“沈从文是谁，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们去凤凰，有两个墓地一定要看，一是沈从文的，一是陈渠珍的。黄永玉在沈从文墓碑上写的碑文是：“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先生仙逝。沈从文与黄永玉叔侄二人，前者是“边城浪子”，后者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部大书，仍在世间延续，我们还将继续翻阅。

黄永玉先生为沈从文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李辉 摄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805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