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位收藏家1000元捡漏的饮酒杯，拍出2.8亿元“天价”

1980年4月，香港富丽华酒店七楼的灯光一亮，苏富比春拍正式开始。台下挤满了来自京沪、伦敦和纽约的老行家，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拍卖台上的那只宣德雪花蓝大碗。131号竞拍牌挥到第十七次时，拍卖槌落，370万港币成交。一瞬间，掌声与惊叹交织，许多人却不知道，眼前这件宝物四十年前只值五块现大洋。

时针拨回1910年代，天津劝业场外，鸦片烟瘾缠身的年轻少爷把一只蓝釉大碗递给旧货摊老板，“收不收？”声音带着沙哑。老板掂量半天，只给出五块钱。少爷转身摇摇晃晃走远，连一声叹气都懒得留给人群。摊主转手以五十元卖给劝业场古董店，自认为大赚；谁料更懂行的刘学敏十几年后又花五百元接手。旁人揶揄他冤枉，“五百大洋就买这破碗？”刘学敏只回一句：“值。”多年后事实证明，他确实没看走眼。

刘学敏的买卖刚传开，仇焱之便出现了。1942年春，他站在劝业场门口，白色长衫被北风吹得猎猎作响。看完大碗，他与刘学敏简单商量，“八百万伪币，成交如何？”短短一句对话，改写了这件器物的身价轨迹。若干年后，仇焱之把大碗送进苏富比，成就那场轰动一时的“三百七十万神话”。

戏剧性远不止于此。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南下香港的仇焱之逛到荷李活道一个地摊。一对看似普通的小杯摆在旧布片上，杯身画着公鸡、母鸡与雏鸡，胎质洁白，器型纤巧。他蹲下身问价。“老板，这杯子什么价？”“一千港币，两只都拿走。”摊主话音未落，仇焱之已掏出现金。周围行家摇头：成化斗彩鸡缸杯怎会流落街头？肯定假货。仇焱之懒得辩，直接把杯子装进随身箱子，从此不离左右。

30年后，这对鸡缸杯第一次现身拍卖场。1980年春，苏富比香港专场上，单只杯子被加价至四百余万港元，创下当年亚洲瓷器纪录。质疑声顿时噤若寒蝉。那一刻，所有人明白，仇焱之的“赌”其实是建立在学识与眼力之上。

再往后是更夸张的数字。2014年，上海藏家刘益谦举牌，一路将鸡缸杯抬到2.8124亿港元。落槌声炸裂全场，他笑言：“我就是想用微信扫一扫付钱，可惜网络不给力。”媒体把这句调侃写进头版，一件瓷器的传奇就此封神。

有人疑惑：一千港币的地摊货凭什么值两个多亿？答案在“成化”二字上。成化帝在位期间，景德镇御窑厂成型工艺空前精细，胎质、釉面与发色至今难以复刻。鸡缸杯更是只烧造了短短数年，据考证存世真品不超十件。如此稀缺，加上皇家背景，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值得一提的是，鸡缸杯本身并非宴席用具，而是皇帝日常小酌之器，容量仅盈一口。专家解读，这种“袖珍”器型正透露出成化帝崇尚恬淡的审美取向。若把它与宣德朝那类气势恢宏的雪花蓝大碗摆在一起，一个静，一个动；一个雍容华贵，一个含蓄雅致，恰好映照出明初到明中叶审美风格的转折。

回看仇焱之的收藏轨迹，一句老话最贴切——先做人，后做事。同行都记得他的规矩：收货必明码实价，出手绝不漫天要价。正是这种“买卖皆放心”的口碑，让他在京沪、香港乃至欧洲都有渠道。抗战结束后，他持瑞士护照多次往返欧美，见到被列强劫掠的明清官窑随意堆放，心里不是滋味。资金有限，他无法全部买回，只能“劝良家”——把最顶级的中国瓷器介绍给真正懂行的博物馆或大藏家，既保安全，也保尊严。

1950年代，他与英、美、德、瑞典多家机构联合创建“玫茵堂”收藏体系，内部流通的两千余件官窑精品后来陆续编入《玫茵堂藏中国瓷器》图录，被西方学界奉为研究范本。与此同时，仇焱之也向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捐出部分孤品，以免它们长期漂泊海外。有人评价他“挣钱不忘根”，这句评价至今不过时。

1980年夏天，仇焱之病逝瑞士，遗嘱叮嘱家人把所有藏品交给苏富比公开拍卖，价高者得。一来兑现市场规则，二来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把宝贝带回亚洲。港岛那场拍卖会，他的子孙坐在角落默默举牌，不打折扣地执行老人遗愿。不少瓷器最终回归内地与台湾，某种意义上，也算他在身后完成了另一场“回流”。

瓷器的故事远未结束。202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公布一组数据：近十年返流国内的明清官窑超过四千件，其中不乏仇焱之当年经手的“老熟人”。市场行情虽有波动，但顶级珍品仍在上涨通道。行里人私下感叹：“看似天价，其实买的是时间。”一只小小鸡缸杯，从一千港币到二点八亿港元，用了六十多年；可从成化十一年烧成算起，它已经见证了五百多个春秋。钱只是数字，时间才是价值真正的放大器。

短短数万日夜，雪花蓝大碗和鸡缸杯几经辗转，从津门旧货摊到国际拍卖行，再到现代博物馆。故事的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唯一不变的是那抹青花、那层釉色。它们静静躺在恒温展柜里，告诉后来者：眼力与格局，往往比资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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