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的女儿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1991年3月18日早上七点半，罗湖口岸刚开门，一个四十来岁的台湾女子把一张旧照片递给边检：“我来找这个人，他是我父亲。”照片里那张面孔，档案里注明——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长官。女子自报姓名徐继红，说话时嘴唇发白，她在海关大厅里站了不到十分钟，袖子已经湿透。

她此行的目标并不复杂：弄到一份正式的死亡证明。台湾当局规定，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若在关押中病亡，家属凭证明可领抚恤金。要钱并不丢人，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掀开家族十八年的暗格。

徐远举那张照片旁还别着一行字：湖北大冶，1914年生。贫寒子弟，一点不妨碍他心高气傲。18岁独自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第七期，被录取后给母亲写信：“要不走这条路，我一辈子只能在码头搬苕箩。”语气锋利，像他的人。

黄埔毕业没多久，他被拉进戴笠的特训班。那是个专教盯梢、逼供、爆破的地方。徐远举学得快，甚至会在课堂上反问教官：“如果目标突然消失，线索断了怎么办？”同学们背口诀，他却琢磨人心。

1936年前后，他调到上海法租界，与沈醉结识。一杯混着苏打水的威士忌下肚，两人就把彼此当成棋友。沈醉后来回忆：“他那股狠劲藏得住，一旦亮出来，旁人跟不上。”戴笠却把他打发去西藏，说上海不缺这号人物。

偏远之地反倒成了跳板。1945年抗战结束，毛人凤突然点名把他调回重庆，任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职务核心就是两件事——搜捕中共地下党，掐断一切舆论渠道。徐远举眼睛一亮，机会终于来了。

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成了他的头号靶子。查书店、堵邮路、翻印刷厂，动静搞得满城风雨。特务手里捏着连环供词见他就讨赏，他一句“没结果再来”把人轰走。僵持了半年，报社没灭，倒先出了几件逼供致死。

1949年1月，毛人凤送来一纸密令，内容只有六个字：“杨虎城，不留活口。”徐远举在松林坡布防，杨虎城及其家眷六人全部被勒杀后就地掩埋，再泼汽油烧掉痕迹。现场只剩一股刺鼻味道。办完这桩事，他独自喝了三盅白酒，谁敬也不理。

到了11月，重庆守不住了。他又下令血洗白公馆、渣滓洞。那天早晨雾大，特务们拽着粗麻绳在狭窄甬道里来回拉扯，167条人命瞬息而逝。有人统计过，他主导的死案，三百多条起步。

同年12月他逃往昆明，落脚处还没捂热，云南卢汉起义部队就堵在门口。一副手铐成了终点线。关押地恰是他过去巡视过的白公馆，风水似乎转得太快，他一夜白了头。

1956年，徐远举被押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沈醉、周养浩合称“三剑客”，此时个个身披灰色囚服。第一次学习会上，他坐在角落，嘴角带着冷笑；第二次被点名批评，他蹭地站起，拍桌子回呛。管教摇头：这脾气不剁掉，迟早出事。

文强出面压他。文强指鼻子的那句“你杀那么多人，现在还想硬气？”把屋子里的空气瞬间抽空。奇怪的是，骂完却转身教他写检查，借书给他读。徐远举开始翻《资本论》，页边密密麻麻全是小字，居然有批注：“资本如果有必要，会踩着血泊狂奔。”

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启动，他代表在押人员发言，看着沈醉等人走出铁门，神情复杂。之后三年，特赦名单每次公示都有空位，却从未写上他的名字。有传言说因他血债太重；也有人说，他得罪的活口太多。

1973年1月19日晚，北京气温零下十度。他与缝纫组争执衣服返工，拂袖而去，跑到澡堂冲冷水。回到宿舍便头晕目眩，“我耳朵嗡嗡响”——这是他对室友最后一句话。凌晨昏迷，所医诊断高血压危象，层层报批耽搁了转院。

21日上午送进复兴医院，抢救室灯亮了一整天，下午两点十分宣告脑溢血死亡，年仅五十九岁。监护人员填病危通知书时，有人突然意识到：他生前最怕冷，竟死在冬夜的冷水里。

报告摆到周恩来总理案头，总理只问一句：“为什么19日发病，21日才送医院？”公安部调查结论写得很平：战犯病情研判失当，转诊程序繁琐，无其他因素。

徐远举骨灰先存放在京郊，1981年由妻子带回汉阳。那方小墓碑，刻着“徐氏先考讳远举之墓”。附近农民见外省车牌停下，以为又是哪家迁坟，谁也没多问。

回到1991年，徐继红见到功德林原管理干部姚伦。简单寒暄后，她开门见山：“姚先生，我父亲到底怎么走的？”姚伦叹口气，只能把当年的医疗记录翻出来，一边写抄件，一边说：“耽误是事实，没有别的。”徐继红听完，手指在桌面点了几下，低声道：“谢谢，我只要官方章。”

公章落下，她收好证明。就此离开，没有再提往事。两个月后，她在台北完成抚恤金申请。那一张新台币支票，比起父亲生前呼风唤雨的岁月，显得陌生而单薄。

历史留不住情面，也不会轻易翻篇。徐远举的命运，从黄埔校园到功德林囚房，再到女儿隔海求证，折射的正是一条极端道路的终局：手握屠刀，最终仍要面对制度和时间的共同审判。

他的故事值得记取的，不是个人沉浮，而是那几次沾满血腥的决断。那些决断里装着数百条生命。倘若再有人动念以暴力解决分歧，不妨先翻一翻这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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