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工业化捐30万亿，养老仅领200元，公平如何补足？

村口的小超市里，常有这样的场景：一位老人攥着两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百元钞，在货架前徘徊许久。

最终只取走一袋玉米面、一小包盐，再加上盒最便宜的降压药——这两百多元，正是他一个月的全部养老金。

另一边城市里的社交平台上，不时能看到“下午茶花费三百多，不过是半个月退休金零头”的分享。

谈论养老时，人们常提“体面”，可对不少农村老人而言，先实现“够用”，已是不小的挑战。

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超三千元已是常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领近六千元也并不少见。

但农村老人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全国多数地区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水平仅两百多元。

细算下来，这笔钱顶多能买两盒常用降压药，再搭配一周的青菜萝卜，若想割斤肉改善伙食，当月其他开支就得进一步压缩。

不少农村老人买菜时，都会带着个小本子记账：土豆按个挑选，西红柿专拣带点疤的，并非不喜欢新鲜，而是带疤的能便宜块八毛。

他们常说“能省就省，娃们压力也大，总不能老伸手要钱”，话语里藏着对子女的体谅，也藏着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无奈。

有人提出“社保本就是多缴多得”，这话本身没错，可忽略了农村老人的现实困境，他们一辈子以种地为生，收成好坏全看天，好年景能多攒些，遇上天灾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

年轻时没有稳定工作，无法像城里人那样按月缴纳职工社保，年老后干不动农活，想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却因年龄被工地拒之门外，甚至有人要改小身份证年龄，才敢在工地门口蹲守机会。

“想缴缴不起、想赚赚不到”，成了不少农村老人的共同难题。

讨论农村养老金时，常有观点认为“农民没缴过社保，养老金少是应该的”。

但这种说法，往往忽略了农民曾为国家发展作出的隐性贡献，新中国的工业化底子，正是一代农民用汗水筑牢的，那些看不见的付出，早已是他们的“隐性社保”。

从建国初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数十年间，缴纳公粮是农民的重要义务，老一辈农民常提起，每年秋收后，首要任务就是筛选出最好的粮食，装袋后用独轮车推往公社缴粮。

曾有人遇过连阴雨，路面湿滑导致摔车，粮食撒了半袋，却先顾着把粮食归置回袋中，自己浑身是泥也无暇顾及，在他们心中，国家需要的公粮，绝不能少。

那时农民缴纳的公粮，约占年收入的两到三成，若按当下生活标准换算，相当于每个家庭每月需拿出五千元支援国家建设，这绝非小数目。

除此之外当年的工农业“剪刀差”也值得关注：国家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棉花，再以较高价格出售工业用品，据财政部专家测算，仅这一项，农民就为国家工业化贡献了至少30万亿元。

这些资金化作工厂里的机器、城市里的公路铁路，成为国企央企发展的原始积累，而农民得到的，只是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收成。

征地领域的差距同样显著，1987年至2020年，全国累计征地5000万亩，农民获得的每亩补偿仅3万元，反观城市同地段土地出让价常超百万元，农民到手的补偿不足城市地价的3%。

这些土地支撑了城市扩张与房地产发展，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却未能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样的付出，难道不该被纳入养老保障的考量吗？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并非简单靠“发钱”就能解决，但也绝非没有破局方向。

核心在于从“保障基本生存”向“实现体面养老”转变，让农村老人年老后能踏实歇下来，不必再为生计奔波。

首先是稳步提高基础养老金，目前已有多地行动，例如部分地区上调后，85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可达240余元。

其次是完善多层级保障体系，引入集体力量参与，仅靠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难以满足养老需求，村集体经济的加入能形成补充。

内蒙古部分地区已有成功实践：村里若有果园、养殖场等集体产业，盈利后会从中提取资金，为参保村民发放养老补助，金额从每年50元到7000元不等。

最后是拓宽农村老人的收入渠道，实现“开源”助力养老，并非要让老人再干重活，而是结合农村实际资源创造机会。

例如推广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身体硬朗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买菜、做饭、居家照料等服务，社区给予一定补贴，哪怕是每月发放鸡蛋、面粉，也能补充生活所需。

此外还可依托农村特色资源，组织老人学习编织竹篮、刺绣等手工艺品制作，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增加零花钱收入。

说到底，农村养老是一笔“历史账”，更是一道必须答好的“民生题”。

人们追求的并非“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平，农民用一辈子的辛劳，托起了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如今国家发展越来越好，理应反哺这群默默奉献的人。

当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能涨到每月六七百元，足以覆盖日常开销，当70岁以上老人不必再改年龄打零工，不必为一顿肉反复算计。

当他们也能像城市老人那样，清晨遛弯、午后闲聊，无需为生计发愁，那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