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初,冀中刚刚解冻的河渠边还有残雪,120师师部却已经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整编命令。贺龙把独立第四支队提格为独立第一旅,名单一公布,会议室里一阵低声嘀咕——旅长叫高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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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此起彼伏,有战士忍不住压低嗓子:“地主出身,怎么坐头把交椅?”一句话点到痛处。对许多穷苦出身的指战员来说,地主二字像一根倒刺,往昔欠账、苛粮、人情债,全都跟着蹿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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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身世。高士一来自任丘,祖上四千多亩地,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父亲早逝后,家业分到他手里依旧阔绰。问题却在于,他没依葫芦画瓢当“少东家”;长工干活,他跟着下地;农具坏了,他亲自打铁;有人欠租,他索性减免。乡里传开一句话:“雇工给这家干活,管饱还能学手艺。”
更有意思的是,高士一还痴迷中医。哪位庄稼汉发热伤寒,他背药箱就往柴门跑,从不收分文。那几年正是地主家讲排场、玩戏班的旺季,他却把宗祠边的娘娘庙改成女子小学。村民惊讶,他回一句:“脚缠小脚,脑子缠旧箍,怎么跟洋枪洋炮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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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到“九一八”后,全国舆论炸锅。高士一搬来一台洋收音机,天天守着广播。“不抵抗?亡国奴才配这词。”有人记得,他在自家院里拍桌子吼了这句话。儿子高万德闹学潮被开除,他不但没责怪,还拍肩说:“做对的事,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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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枪声一响,高万德办起《群声报》,又拉起百余青壮。粮饷不够,直接抬着口袋回家找父亲。高士一佯装不知,转身吩咐账房:“该给就给。”然而真正把他推到枪口前的,是娘娘宫惨案。日军报复性屠杀百姓,四十八个村子烧成灰。大清河畔的尸与火,让高士一彻底放下“中间路线”。
1937年秋,他找到游击师高顺成。帐篷里,火把噼啪。高士一拱手:“地主也好,绅士也罢,只要能扛枪打倭奴,就给个位置。”对话很短,却点燃了众人的情绪。当年冬天,他率三百人伏击日军装甲车,炸桥、侧射、冲锋,一气呵成。自卫军第五路随即扩充到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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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越积,仇恨也越深。日军逮到两个侄子,递来威胁信:“投降,否则满门陪葬。”高士一把信撕碎:“家财人命,俱给你们点火的机会。”随即变卖全部地产,带着族人转入游击区。对冀中贫苦群众来说,这一幕是头回见——地主把地契当废纸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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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高士一部几乎月月有战事。河间齐会、南留路村、望都、蠡县……一次就能打掉几十、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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