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江青得知姐姐生活困难派人送去5000元，后来又想要回来

1976年9月10日深夜，钓鱼台十号楼灯火通明。窗里，江青伏在书桌前，一叠存折、一沓收据散落在侧。她盯着那串四位数，眉头拧成结——钱不够了。毛泽东刚刚病逝，各项支出却一个劲儿往上冒，她的第一反应竟是那张“5000元收条”。这笔钱，几个月前才送出，如今似乎成了唯一可以挪动的缺口。

钞票的去向并不神秘。时间拨回到1974年隆冬，北京刮着西北风。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被叫到客厅：“去趟清华，看看我姐姐。”语气平淡，听不出多大波澜。可就在半小时前，她才拆开一封从清华大学寄来的家书——字不多，却句句显拮据：煤球不够、棉被太旧、孙子上学交不起学杂费。信里没半点伸手要钱的字眼，但那股克制，反倒更能刺痛旁观者。

程汝明骑着旧28大杠进了清华东门。李云露住在一排灰瓦平房，屋里光线昏暗，墙角堆着没烧完的蜂窝煤。老人见了程汝明，先问：“小程，江青身体还好吗？李讷还弹钢琴吗？”一句话，眼圈红了。程汝明环顾四周，心里像压了石头，随口应声：“都好，您放心。”其实他已记下每处寒酸。

返回钓鱼台的路上，天色已黑，北门口的梧桐在风里直响。他推门汇报：“李大姐没提要求，可日子挺难。”江青沉默片刻，抬手写下一行字：“送去5000元，算尽一点姐妹情。”她嘴角动了动，没有多解释。第二天，程汝明把钱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亲手交到李云露手里。老人连声说“这可使不得”，终究还是攥住了。

5000元，在当年绝非小数目。与之对照的，是江青自己常年的花销。她迷摄影，上个季度冲洗了三卷底片就用了百余元；新买的135相机机身标价近千；再加上定做的火柿红旗袍、外汇券购买的香皂，常把秘书账本挤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人嘀咕她“没存款”，其实并不夸张。

真正的拮据浮到面上，是毛泽东去世后。主席工资冻结在每月404.8元，稿费一向公私分明。江青这才发现，手里可动用的只有那笔“存款”——准确说，是1973年毛泽东一次性拨给她的8000元。买器材、请人配暗房，用掉一大半，剩下正好不到5000元。于是“把钱要回来”这个想法，突然冒出。

“程师傅，再跑一趟吧。”江青语速很慢，却透着逼仄。“那钱……能否请姐姐先暂借？”程汝明站着没回话，良久才说：“不好开口，她会难受。”同在场的吴连登接茬：“钱已送出，再提易惹非议。”屋里气压沉得厉害，挂钟滴答滴答，没人再说话。几分钟后，江青摆摆手：“算了。”音量极轻，如同自语。那5000元，终究没再动。

旁人也许好奇：这对姐妹为何走到如此尴尬？缘由要从更早的日子说起。1930年代，李云露把同父异母的小妹接到天津，供她读书，两年伙食费全出自李家。后来江青南下求学，依旧靠姐姐东拼西凑添置路费。二人情分原本深厚。可1950年代，江青进中南海后性情转厉，李云露帮她理家，行事却太过耿直，一次与秘书起了口角，江青当场拍案：“你走吧！”自此分道。

历史进入“文革”旋涡，江青权势正隆，却再没提过姐姐。直到1974年，信件里的贫寒让她惊觉旧债未还，于是有了那5000元。不得不说，她确实拿出过诚意；同样不得不说，这份诚意并没能维持太久。形势一变，念头就变。世间人情，往往难熬金钱压力这一关。

1976年10月，在看守所的初次讯问笔录里，江青提到个人经济状况，只用一句：“无存款。”这四个字后面，那张写着“送5000元”的送款收条，成为她为数不多的私人支出记录。讽刺的是，国库档案显示，那天她还欠国营新华书店一本《摄影灯光手册》的书款，总价12元。

李云露的结局相对平静。她继续住在清华老房，靠子女工资和学校补贴过活。有人问起当年的5000元，老人摆手：“那是小妹的心意，她给了，我就收了。后来怎样，不怪她。”语气淡淡，仿佛多年的恩怨早随北风散去。

综合来看，江青要钱又收回的念头既折射个人性情，也映出时代波折。权力、亲情、金钱交缠，其间的张力远比表面数字复杂。1970年代这段插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把人在风浪中的犹疑刻画得清清楚楚：手里有权时出手阔绰，形势一紧就想反悔。五千元，既是救急的钱，也是姊妹情的试金石，分量不多，意味却重。

若把目光停在1976年的那张欠条上，能读到的只有冷冰冰的“无存款”。可若再向前推两年，清华平房里飘出的煤烟，才是故事真正的温度。一缕苦味煤烟，三十平方米的旧屋，五千元——70年代，所有恩与怨都浓缩在这组简单坐标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