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5岁入伍参军，上中越前线战斗，荣立二等功安排工作圆军旅梦

“班长，炮声又近了！”——1986年5月2日清晨，老山前沿阵地，35岁的李金省把钢盔往下一压，声音不高却极坚定：“别缩，我欠自己一次当兵，今天还账！”话音刚落，山口再度被火舌点亮，他和五连的战友继续向敌方阵地压制射击。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身旁那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年纪差了一轮还多；更少人知道，为了这身军装，他足足追了十七年。

炮火掩映下的李金省，脑海里闪过1970年代那几张体检表。三次报名，三次因为“体重、胸围、血色素”被刷掉，乡里干部打趣：“你这小身板儿，怕是扛不动步枪吧。”那时候他才十八九岁，父母早逝，靠着救济粮和插队工分熬过少年岁月，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进军营。屡败屡战，直到临近而立，体检那行“未达标准”的字体依旧像钢针一样扎眼。

1980年后，村子分田到户，他一门心思谋生计：承包十几亩地，养鸡上百只，又办裁缝培训班。几年下来，成了乡里第一个“万元户”。照说，富了口袋，该安心过日子，可一到深夜，他翻来覆去，还是被“当不成兵”这事惹得睡不安稳。1985年4月，云南方向急需增兵顶上老山，省军区向各县下达补充命令，年龄放宽到35周岁。消息传来，他放下手里的缝纫机，抹一把汗对妻子说：“机会来了，我得去报到。”妻子愣神半晌，只丢下一句：“要真能过关，你就上。”

四天后，他站在417团营门口。值班哨兵见他胡子拉碴、一身泥土，先让他在门外等着。正巧政治部主任岳齐外出归队，看这人不肯挪步，问：“干什么的？”李金省脱口而出：“去前线我愿意，第一个上担架也行。我儿女都有了，死了不欠家里。”一句话戳中岳齐的神经——战术上需要兵员，精神上更需要这种硬度。初审通过、紧接体检，他生生用两个月猛增十斤体重，总算跨过门槛，正式列编五连。

1985年夏到1986年春，417团从省会集训转场云南，海拔骤升，缺氧、潮湿、蚂蝗，一个都不缺。李金省跑3000米常常垫底，却从未掉队。连长邱云恒指着他对新兵说：“年纪最大，掉皮不掉队，丢不丢人？”班排里再没人敢发牢骚。训练间隙，他用买菜刀削木头，给每位战友刻了姓名牌——“真上阵，万一牺牲，总得让后边知道是谁”。

时间拨到1986年4月14日夜，五连接防211高地。那是一条被称作“死亡走廊”的狭长山脊，明火照射下，石缝里的黑洞洞弹痕像蜂巢。越军炮兵阵地高出我方四十多米，火舌俯射，前沿堑壕随时被掀翻。李金省与副班长邢志强同守1号哨位，堑壕宽不足一米，膝盖以下得泡在浑水里。夜半，炮击间隙，邢志强低声说：“老李，困吗？”他摇头：“以前想当兵想疯了，现在是真醒着。”两人相视一笑，又把耳朵贴向黑暗。

5月初的一次突击，越军出动五十余人，试图突破1号哨位。火炮先打“切割”，步兵随后猫腰冲锋。李金省手臂被溅起的碎石划开，血直流，他一把抱起并列式机枪，跨过同伴的身躯，连续点射压制。阵地上腾起硝烟和石尘，看不清敌我，他索性把扳机扣死，子弹呈扇面打出去。越军攻势被压下，阵地保住，他自己却因出血过多晕倒在堑壕。卫生员给他缝合伤口时，他嘴里还嘟囔：“别把枪丢了。”

5月8日，五连撤到二线整补；九月，417团转入积极防御，主动发动六次拔点战。历时两百四十天，211高地没丢一寸。战后统计，团里两千三百余人，阵亡及重伤三百二十六人。军区给417团记集体一等功，五连荣膺“英雄四连”，邢志强获一等功，李金省因1号哨位坚守、单次阻击毙敌十余，被记二等功。颁奖那天，他攥着立功证书，不知说什么好，往后退了两步，给邢志强让位置，只挤出一句：“够了，值了。”

1987年底，李金省随部队返回原驻地。考虑到年龄及伤情，组织安排他到地级市军分区干事岗位，主要负责优抚安置。他把前线残存的子弹头装进玻璃瓶，摆在办公桌最醒目的位置，进门的干部第一眼就能看到。有人打趣：“老李，这是自制镇纸？”他面无表情回一句：“提醒自己，别忘了那山头躺着的兄弟。”

2006年，他到龄退休。地方想要他给青年学生搞宣讲，他只答应三件事：讲实战细节、讲边防形势、讲牺牲。讲到烈士名单，他会按习惯抬手摸口袋里的小木牌，确认仍在。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沉默半晌，说：“早几年要是体检合格，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今天。命是捡的，奖章算利息。”

如今年过花甲，他住在县城一条安静小巷。邻居只知道这位老同志爱晨练、少应酬，偶尔端着热茶看报。他从不主动提起“二等功”三字，只在遇到征兵宣传时，才会拍拍小伙子肩膀：“别磨蹭，机会一闪就没了。”

硝烟散尽三十余年，那座211高地仍在国境线云雾间静默。它见证过一个35岁“超龄”新兵的执念，也记下了他用血和火兑现的承诺。李金省说：“军装穿过一天，就一辈子是兵。”话不多，却句句分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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