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个清晨,云南昆明某军区,一纸法院传票如一枚重磅炸弹般投进部队的宁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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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票的收件人是那个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下一等功勋、被誉为“战斗英雄”的杜海山,一时间,质疑、猜测、震惊在军营悄然蔓延。
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的硬汉,为何会成为妻子泪眼控诉的“被告”?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场离婚风波竟牵扯出十一位烈士家庭的往事,掀起一段尘封五年的沉痛诺言……
传票惊扰
1984年4月,一天上午,昆明军区某驻地的传达室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人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略显拘谨地站在传达室门口,用低沉的嗓音向值班战士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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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里有一位叫杜海山的同志吗,这是法院的传票,请务必亲手交给他。”
传达室里本就不大的空间仿佛瞬间凝固了,几个通信兵同时停下了动作,目光惊疑不定地看向那封信。
“谁?杜海山?不会吧……”
杜海山其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以一己之力炸毁敌军工事、为大部队打开突破口的英雄,是部队的骄傲,是新兵们眼中的楷模,可眼下,怎么会有人拿着法院的传票来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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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一边让送信人稍等,一边迅速报告给连队的指导员,没过多久,指导员疾步赶来,接过信封后,眉头紧锁。
中午,杜海山接到了通知,被叫去营部开会,当他接过信,看了一眼便明白了事情原委,脸上并未出现太多波动,只是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暗色。
“这是我家里的事,我会处理好。”
“这……是你妻子要起诉离婚,杜海山,你平时的作风我们都看在眼里,从来没听说你们家里有什么问题啊。你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说?”
面对领导们的疑问和关切,杜海山只是低着头,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的态度让营部的领导们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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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内一度陷入沉寂,指导员看了看杜海山,又看了看传票,最后长叹一口气。
“杜海山,你是军人,也是公众人物,有权处理自己的家事,但有些事,若是不能解释清楚,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你自己。”
这件事迅速在军营里传开了,传票、法院、离婚……这些词在那个年代远比今日更加敏感,大家议论纷纷,猜测不断,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个所以然。
营房里,曾和杜海山一同上战场的老兵李强狠狠吸了一口烟,喃喃地说了一句。
“不对劲,这事不简单,杜海山那人我太了解,他不是会对不起家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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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上
当月下旬,一天上午九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室里,弥漫着压抑又冰冷的氛围。
审判席上坐着主审法官,两侧是陪审员,旁听席上也坐满了人,有军方代表、部队战友,还有几位特地从外地赶来旁听的群众,目光都投向了被告席上的杜海山。
原告席上,李卫平一身素色,开庭前那一刻,她悄悄瞥了杜海山一眼,那个她曾仰慕、深爱、为之等候五年的男人,积压在胸腔中的情绪突然爆发,她猛然垂下头,眼眶已泛红。
庭上,李卫平缓缓站起,双手紧握,指节发白,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但第一句话刚出口,嗓音便已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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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要离婚,我和杜海山结婚已经五年,可我们像是两条平行线,他在部队,我在家里,聚少离多,我原本以为,只要守着信念、守着孩子,我们这个家可以撑得下去。”
说着,李卫平从纸袋里抽出几张家信,举到众人面前。
“这些,是我写给他的信,每个月从来没断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一封,我不求他回家,只求他能寄点钱回来。”
“这是家里的账,他一个副连长,还是战斗英雄,工资不少吧,可五年来,每个月,他只给我六块钱,你们说,我靠这六块钱要怎么养孩子,怎么照顾两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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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顿时一片低声惊叹,有人皱起了眉,有人悄悄摇头,更多人则是目光狐疑地看向杜海山,
李卫平的声音越说越哽咽,到后面已无法抑制情绪。
“我曾经以为他是个英雄,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但现在,我看不到希望了,我撑不下去了,孩子还小,我真的受够了……”
此刻,被告席上的杜海山,依旧一言不发,只是那双一直坚定如铁的眼睛,悄然泛起红意,紧紧咬着下唇,两只手微微颤抖。
战场上面对敌军炮火,他从不皱眉,可眼下,妻子的泪水却像子弹般穿透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杜海山同志,原告的指控你是否认可,是否愿意解释?”
“这是我的私事……不愿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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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然声再起,气氛愈发凝重。李卫平哭得泣不成声,旁听席上窃窃私语此起彼伏,法官也开始不耐地再次催促杜海山发言,可他依旧像石雕般沉默。
“若你不愿开口,法庭只能依据现有事实判定你不尽家庭义务,是否接受判决?”
这句话像重锤一般砸在杜海山的心头,他终于缓缓抬起头,现场霎时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齐刷刷投向了那个一直以来拒绝解释的男人。
只见杜海山挺了挺背,仿佛重新回到那个肃杀的战场,眼神穿过时光,回到了1979年,那个鲜血与硝烟交织的日子。
“那年,我还是副班长,我们班总共十二个人,接到了攻破越军主防线前哨工事的任务,没有一个人退缩,十二个人平均年龄才不到二十岁,都铆足了劲儿要为国家干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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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班长召集我们在战壕里开了个简短的会,没有战术讨论,没有长篇大论,就一句话,如果谁能活下来,要替牺牲的兄弟们照顾好他们的爹娘、媳妇和孩子。”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全班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撑着一口气,在后方医院醒来,战后被授予一等功,是唯一的幸存者。
“这五年来,我把每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分成了十二份,一份寄给家里,十一份寄给战友的父母、妻子、孩子,我没告诉卫平,不是不信她,是不想让她也背负。”
法庭上,不知从哪一刻起,已经没有了旁听者的议论,有人偷偷抹泪,有人眼神湿润,连主审法官也沉默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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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平将脸埋在手掌中,肩膀不住地颤抖,所有的质疑、埋怨、愤恨,在这一刻全都化为悔恨与自责,这份五年沉默的秘密,这场枪林弹雨后的诺言,终于在法庭之上被揭开。
误会消弭
杜海山讲完那段尘封五年的往事,法庭上一片寂静,那是一次迟来的告白,却比任何誓言都更有分量,他没有试图辩解自己对家庭的冷淡,只是低头向法官微微颔首,语气平静地说道。
“如果她坚持离婚,我同意,我做错了,隐瞒了真相,不怪她,也不求她原谅。”
可就在此时,坐在原告席上的李卫平却猛地站起身来,哭着摇头,声音颤抖却坚定。
“不离了,我不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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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声音如一道惊雷,炸响在所有人的心头,边说边流泪,语速很快,像要把五年来所有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懊悔一口气倾诉出来。
“我整天怪他不给钱,怪他不顾家,可我不知道他是在替别人的父母养老,是在替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战友尽孝。”
随后,李卫平走到杜海山面前,哽咽着说。
“我不要你道歉,也不怪你了,从今天起,我愿意跟你一起,把那份承诺一起完成,不只是你欠的,也是我该还的。”
法庭上,很多人已经红了眼眶,那位先前对杜海山产生怀疑的陪审员,默默摘下眼镜,拿出手帕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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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一位记者悄悄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幕,一位穿着军装的男人,眼中泛着泪光,身旁的女人抓住他的手,仿佛再也不愿放开。
案件宣判后,这段“英雄隐瞒捐助烈士家属被误解为不顾家庭”的故事如同火种一般迅速燃遍全国。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社会舆论一边倒地向杜海山和李卫平倾斜,无数人被他们的忠诚与情义打动,赞誉之声如潮水般涌来。
一些热心群众开始自发组织捐款,陆续还有企业家、普通市民将钱汇入军区,希望缓解杜海山的经济压力,也希望能为这12个家庭尽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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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笔捐款像雪片一样飞来,战友送来了厚厚一叠捐款名单,整整几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杜海山却淡淡一笑。
“我不能要,我做的只是当初的承诺,我活着就该替他们照顾好家人,不能拿别人的钱,再说了,那些孩子、那些母亲是因为国家牺牲了亲人,照顾他们是我们还不完的账。”
这笔善款,最终被他一分未取地转捐给了希望工程,不愿署自己的名,在他看来,那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所有逝去兄弟该做却来不及做的。
面对媒体的追问,杜海山只有一句话,一个人穿上这身军装,得对得起战友、对得起国家,也得对得起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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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一等功英雄的离婚风波,12个家庭被牵扯其中,庭审现场原告席上那位泣不成声的妻子,终究和英雄站在了一起,撑起了那份迟到但从不缺席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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