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蔡伟杰：《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作者关于内亚史的二十余篇书评，其共同主题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内陆欧亚的关系，也即“中国史上的内亚”与“内亚史上的中国”。作者一方面点出其从世界史关照元、清中国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横跨蒙元史与大清史的学术兴趣。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年代跨度从匈奴、蒙元到清朝，内容则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内亚史的部分尤其丰富。作者的评述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对国际学术前沿成果掌握全面、视野独到，既强调清朝对蒙元遗产的继承与延续，亦强调族群与身份认同的特殊性对于建构清代国家认同的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蔡伟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蒙古时代以降的欧亚世界史及内亚与中国关系史。论文散见《中国边政》《台湾史研究》《蒙古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等学术期刊。另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经济观察报，书评》《四季书评》《晶报，深港书评》等媒体发表文章数十篇。

编辑推荐

关照之丰富、视野之开周、思考之深入，不仅是学术力作，也是一本绝佳旅行指南

全方位展示内亚与中国历史交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超越传统的王朝国家视野，深刻认识古典中国的多重面向

以马可波罗与马戛尔尼为时空坐标，串联蒙古帝国与清朝两大历史节点，破解"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清朝外交僵局真相"等百年争议，再现欧亚文明互动史诗

目录

上编　世界史上的内亚、东亚、游牧民与丝绸之路

内陆亚洲：欧亚世界史上的辐辏之地　/003

草原帝国的兴起　/018

欧亚游牧文明起源新认识　/033

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　/043

丝绸之路的两种历史诠释　/056

欧亚皇室狩猎的长时段历史　/068

中心的转移与现代东亚的形塑　/078

中编　蒙古时代的先声与遗产

安史之乱至蒙古时代终结的欧亚历史趋势　/089

印度视角下的蒙古征服中亚史　/103

蒙古征服与后哈里发时代的穆斯林世界　/113

木格哈敦的珍珠耳饰　/120

重估“成吉思大交换”与蒙古治世　 /130

蒙古帝国是如何“发明”世界史的？　 /140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149

世界史上的蒙古时代及其遗产　/164

下编　后蒙古时代的明清中国

明清中国史：一部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史　/175

作为清朝边政与外交制高点的承德　/185

世界史框架下对清代中国史的诠释　/193

世界史上的清准俄三方争霸中亚　/202

清代八旗制度与满洲之道　/210

满洲汉化问题新论　/222

“新清史”视角下的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使团　 /237

清朝信息渠道与治理政策的转型　/248

美国“新清史”的背景、争议与新发展　 /268

书摘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在世界史上，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c. 1254— 1324）无疑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据称他于1271 年随着其父亲尼可洛（Niccolò）与叔叔马费奥（Maffeo）自威尼斯出发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服务于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 年才回到威尼斯。但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疑问早在19 世纪初期，即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巴德礼·波尼（G. Baldelli Boni）与英国历史学家马尔斯登爵士（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编译《马可波罗行纪》的学者们提出。他们主张，马可波罗未曾到中国，因为在其行纪中并未述及长城、茶叶与缠足等中国事物。德国中古史家于勒曼（Karl Dietrich Hüllmann）在 1829 年更主张马可波罗未曾越过今日俄国喀山（Kazan）以南的地区。这些质疑都为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于1860 年再度提出。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于1996 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是这些质疑的现代版化身。

吴芳思的怀疑论调很快就受到许多欧洲中古史家与蒙古学家异口同声的反驳。其中又以彼得·杰克逊的论文《马可波罗及其“行纪”》，以及罗依果的长篇书评《马可波罗去过中国》为代表。2 近年来，英国学者郝史第（Stephen G. Haw）在2006 年出版的专书《马可波罗之中国：一位在忽必烈汗国中的威尼斯人》中，基本上也认为《马可波罗行纪》相当可信。

除了欧美学者，中国历史学者多半也反对吴芳思的说法。诸如杨志玖、蔡美彪、陈得芝、黄时鉴与党宝海等学者都曾经从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与年代以及行纪中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考察，并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可信度很高。近年来，学者彭海更反驳了过去认为在汉文史料中缺乏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说法，认为《元史·脱脱传》与《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及的内臣孛罗即为马可波罗。

杰克逊将吴芳思反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理由归纳为三点：（1）马可波罗在其行纪并未交代缠足、饮茶与长城等任何外国人游历中国时会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马可波罗的名字从未在任何中文文献中被提起；（3）马可波罗自言曾参加过围攻襄阳之役，而这明显是他个人的自吹自擂。

为反驳吴芳思的说法，杰克逊认为，我们必须要先对《马可波罗行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做比较公允的评价。因此他的文章主要处理以下几点问题：（1）《马可波罗行纪》是什么？（2）其撰写目的为何？（3）书中究竟说了什么？（4）该书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马可波罗的个人经历？

首先，杰克逊分析了《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与传抄者，比较了巴黎版、托斯卡纳版、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语译本、另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拉丁语译本，以及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于16 世纪整理的版本，说明《马可波罗行纪》并非出自马可波罗本人之手，而是透过其牢友鲁斯蒂谦（Rusticello）的记载反映出来的马可波罗游历，因此不能对其叙述多加着墨，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无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传的版本中。

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根据其他历史文献记载，14世纪的多明我会修士达揆（Jacopo d’Acqui）曾述及马可波罗于1296 年在与热那亚人的海战中被俘，在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

说的尚不及他所见的一半。医生与哲学家狄阿巴诺（Pietro di Abano，卒于1316 年）也说自己见过马可波罗。最后，有关马可波罗家族的文献也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马可波罗真有其人的证据。

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撰写目的，杰克逊认为《马可波罗行纪》是由一个职业传奇冒险故事作家所作，但在后世传抄与流通的过程中，该书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该书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各地的百科全书式研究，并非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组织而成的。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为个人观察还是道听途说的问题，杰克逊认为，即便如教皇使者柏朗嘉宾（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经亲历蒙古汗廷，其游记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国等道听途说之词。《马可波罗行纪》也不例外，但行纪的作者确实试着把个人经验与道听途说进行区分。

至于马可波罗究竟去过哪些地方，杰克逊认为，他除了去过云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确实去过印度。他特地强调了印度行纪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1290 年左右，马可波罗结束了印度

之旅回到汗八里后，由于陆路不安全，才决定改由海路护送元朝宗女阔阔真（Cocacin，即Kökechin）前往伊利汗国。

至于欧洲人在元朝的情况，杰克逊提到，在马可波罗之前，1261 年已有富浪国（即法兰克人）访问忽必烈汗的记录，但马可波罗是第一个访问远东的意大利人。在他之后，才有方济会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于1307年抵达汗八里，并且成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在他与威尼斯商人达鲁卡隆戈（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信中，也曾经透露后者为其在中国买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早于前述两位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