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1942年倒孔运动爆发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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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6日正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年级学生六七百人齐集图书馆前，高呼“打倒孔祥熙”，“爱国的站拢来”，列队准备游行。这一行动一呼百应，联大的高年级学生及昆明其他各校学生先后加入游行行列，堪称抗战中期沉闷的大后方校园的一道闪电，是为“倒孔运动”。事前没有任何准备，事后又无声地消失。

事情发生的远因是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后，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救各界要人，如陈寅恪、宋庆龄、何香凝等。正当重庆接机的人们翘首以待时，下飞机的非但无一“要人”，反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夫人、仆人及洋狗数条。

事情发生的次日，《新民报》首先对此事进行含糊地披露：

12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评对此事进行批评：

“飞机运狗”首先在重庆传开了，引起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士的不满。时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道，在当天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第十次会议上，有人质询交通部：“香港有事，何以不救颜惠庆等而有运狗？”

作为负责“抢运”事务的机关，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遂于12月29日以部长张嘉璈个人的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一则声明：

据此，交通部意在说明“要人”之所以未被接回系因通信断绝，来不及通知各人，以及由于日军的轰炸，飞机必须立即起飞之故。至于箱笼，系属中央银行公物，洋狗则为美国机师所有，非孔祥熙夫人所有。这则更正启事乍看颇合情理，似能自圆其说，可是社会舆论往往重情而不循理。

那么，社会反应是如何呢？

傅斯年在1942年2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后来交通之official version是一切要接的人临时赶不上（何以某家赶得上？)”，即指张嘉璈的声明是“官方版本”，他根本不相信。

关于这个更正函内容的真实性，翁文灏在1941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说，张嘉璈曾当面告诉他，更正函“系受蒋面嘱而照办者”。

“飞机运狗”到底有无其事，学界观点颇不一致。有认为系谣传者，也有认为确有其事者。就连事后受命前往昆明镇压倒孔运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也明确表示“蒋介石虽对我说没有那回事，我却不敢相信”，于是在镇压过程中，康泽只得撇开“飞机运狗”有无其事的问题，转而引导学生思考“大后方学潮与对抗战的影响”，以转移视听。

在《大公报》的社评于12月22日发表后，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了这篇社评。

于是，“飞机运狗”的消息由重庆而迅速传播到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在昆明学生中产生了远甚于重庆的爆炸效应。昆明这些因抗战而流离失所、靠着微薄贷金生活的大学生，听说大官僚孔祥熙竟用“飞机运狗”，顿时感到怒不可遏。

所有的愤怒和不平都急待发泄。在“倒孔”这一点上，就连素来壁垒分明的左右两大阵营都达成了一致。1942年1月4日，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部决定不顾该团负责人陈雪屏的反对而“群起谋作倒孔运动”。陈雪屏见制止无效，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商议对策，郑认为“此事势难抑制”，但求倒孔不由联大，尤其不由联大三青团首先发动。

1942年1月5日，联大出现一张名为“喊”的壁报，详述“飞机运狗”之事，很快得到大部分学生的响应，许多人在“喊”的旁边写上声援文字几小时内，联大新校舍就贴满了打倒孔祥熙的标语，许多即出自三青团员之手。郑天挺劝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把这些壁报撕掉，可是数量实在太多，“愈撕愈多也”。

此时，无论是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还是联大总务长郑天挺，或者训导长查良钊，对于学生突然爆发的倒孔情绪，均感无可奈何。

一天前，他们尚盼望倒孔运动“不由昆明首动，不由联大首动，不由青年团首动”，此时却发现根本压不下去。

校内沸腾的情绪在1月6日上午历史系教授吴晗的《中国通史》课上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吴晗在课上借古喻今地讲了南宋宰相贾似道误国的故事，认为孔祥熙误国，堪比南宋宰相贾似道。上这门课的都是一年级学生，本就容易冲动，既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就更加义愤填膺。下课后，这些一年级学生便牵头在图书馆前集合，高呼打倒孔祥熙，许多高年级学生也加入进来，并临时捐出各自的白被单，上书“打倒孔祥熙”“打倒贪行”“拥护蒋委员长”“拥护龙主席”“拥护修明政治”等标语口号。

当时正在宿舍和同学聊天的中间派学生何兆武“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

于是，联大学生率先上街了，游行过程中又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同济附中等校学生加入，他们迅速汇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

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与齐亮也在这支游行队伍里，他们既兴奋一兴奋这平地惊雷的行动，又担心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拦阻。

但他们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游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之所以如此顺利，原因之一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对此采取旁观态度，而学生也颇能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故游行时边呼“打倒孔祥熙”，边呼“拥护龙主席”，双方可谓极有默契。

另一原因是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从中斡旋，劝龙云不要派军警干涉，以免酿成事端。龙云处事老练，虽未直接干涉学生游行，却也给自己留了余地一下令封锁邮电，不让学生发电报和寄传单出去，以免扩散影响，从而避免给重庆政府造成过于放任学潮的观感。

游行结束之后，学生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怨气，一位同学对何兆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

参加者特别兴奋，纷纷议论下一步的行动。马识途、齐亮和吴国珩（均为西南联大大一学生）等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更是干劲十足，马上动笔写文章，连夜编了一张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当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同济附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聚在一起开会，准备组织讨孔运动大会。

之所以要成立这个机构，是因为联大当时没有学生自治会。皖南事变后，联大的左派学生大多疏散离校，学生自治会的骨干成员一包括自治会干事会主席邢福津等人也已离校，所以在1941年至1942年间，自治会无形中相当于解散了。

倒孔运动本系自发，但一旦发生，便需要一个组织来领导这个运动，既然没有自治会，学生们便商议成立倒孔运动大会，由各宿舍选出代表组成。1月7日上午，马识途和齐亮均作为宿舍代表被选进倒孔运动大会，也有许多三青团员被选进该会，担任领导职务。

那么，联大三青团在倒孔运动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是破坏、赞成还是消极旁观？

事情发生之初，联大三青团员邹文靖、钟正不顾陈雪屏的反对而起草《讨孔宣言》。在游行过程中，也有很多三青团员自发参加游行，就连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也承认，参加者以“中立分子居多，三青团团员参加者亦多”。

1942年1月中旬，专程来昆明调查学潮的康泽亦从联大分团书记李其泰口中得知：“三青团内主张不一现在仍有一部分人企图扩大这个运动。”

由此可知，倒孔运动不仅得到了左派学生的支持，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三青团员的支持。这自然令陈雪屏大为光火。

陈雪屏虽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但介入联大三青团事务则在皖南事变后。1941年3月，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康泽来到昆明，试图对皖南事变进行洗白。此时，对于三青团联大分团主任姚从吾的热心团务，“三数好友如锡予（汤用彤）、莘田（罗常培）、寅格（陈寅恪）均不谓然”。姚从吾打算辞职，乃向康泽推荐陈雪屏为继任人选。起初，陈雪屏犹豫不决，于1941年3月9日和10日连续两天就商于郑天挺。3月10日，两人更是做登山长谈。陈雪屏告诉郑天挺，他打算提两点要求：一是可以随时辞职；二是全权不受干涉。郑天挺却提醒他慎重选择：“如作，即将生活完全改变，终身以之，不必提条件；如不作，则早辞之。”“意未决”的陈雪屏决定先婉拒，“而后再定”。

尽管陈此时对从政一事仍感踌躇，随后却很快参与到了西南联大学生管理事务中。1941年春季，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赴重庆出差，行前即将训导处工作交陈雪屏代理。

1942年，陈雪屏正式接任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主任。倒孔运动发生后，陈雪屏急忙于游行当晚召集联大三青团员开会，要团员认清自己的立场及应付方法。

他认为，三青团员最初就不该参加倒孔运动，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要设法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并趁机辨别左派分子。三青团员经此斥责，在最初的支持倒孔运动后，转而阻碍事情的进行，上门找马识途、齐亮等被选为倒孔运动大会代表的人“商量问题”。

1942年1月9日，联大校方召集学生训话，常委梅贻琦劝学生适可而止，蒋梦麟的训话更是强硬，以学校停办作为威胁。在场的学生表示，从未见蒋校长如此生气。

运动中的左派学生更是意识到情况不妙，“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不是少数人一次冲锋就能改变局面的，便纷纷退出了”。倒孔运动迅速退潮后，学生仍气愤未平，集体去报社质问何以不刊登讨孔运动的消息。对于蒋梦麟的训话，学生亦认为是为孔祥熙张目。

直至两个月后，宋美龄来到西南联大举行演讲，尚有学生询问飞机运狗有无其事。宋美龄答说，我的姐姐自幼怕狗，何能带狗？

飞机运狗一事的真假或难定论，孔祥熙的贪腐行径却是事实俱在，最终于1945年被参政员傅斯年等9人联名以美金公债案弹劾下台。倒孔运动发生后，军统骨干唐纵说：“孔之为人莫不痛恨。”

孔在行政院的下属亦指责孔“既庸且不做事，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端六对着女儿杨静远大骂孔祥熙，认为物价高涨“罪过完全在孔祥熙一人身上，都是他一人把中国财政弄糟的”。凡此，很能说明当时社会上，包括国民党党内党外许多人士对孔的不良观感。

那么，1942年1月12日奉命来到昆明平息学潮的三青团骨干康泽，在人们普遍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对孔祥熙本人更是痛恨的情况下，在联大三青团内部对于飞机运狗事件亦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如何打消人们的怒气以自圆其说呢？

他决定不谈飞机运狗事实的有无，只谈“大后方学潮与对抗战的影响”。

康泽于1月12日到达昆明时，从姚从吾和陈雪屏处了解到，三青团内部此时尚有人主张继续倒孔。

康先是请联大常委梅贻琦召集教授开会，然后召集三青团员开会，最后又在联大工学院公开举行“大后方学潮与对抗战的影响”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很多非三青团员。

康在这几次会上的发言大意如下：日本人听说昆明学生游行后，在广播中大肆宣传“昆明学生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抗战”，故游行在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妨碍抗战，致亲者痛而仇者快。康泽还反问那些积极参加学潮的三青团员：“你是不是愿意供给敌人反宣传的口实？对抗战的影响如何，你也不顾虑了吗？”

最后，康总结道：

经过这样一番“思想工作”，尤其是“妨碍抗战”的罪名谁也承受不起，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无话可说了。就连张奚若、潘光旦这样以批评政府闻名的联大教授，也不赞成学潮继续，以免影响抗战。教授的态度往往对学生思想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教授既不主张再闹，学生也就偃旗息鼓了。

最后，座谈会以压倒的声音反对学潮的继续。这样，康泽就利用师生的爱国之心，成功地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统统压抑在“抗战大局”这面大旗之下。

倒孔运动作为抗战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学潮，很为蒋介石所警惕，他不但派康泽专程来昆处理此事，又命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屡次打电话给蒋梦麟，询问进展。

联大校方、团方亦大感紧张。1月22日，蒋梦麟专程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学潮情况，因为“如不亲向中央报告，恐分歧致惑听闻”。3月初，当陈雪屏见到蒋介石时，蒋仍“于学生甚关心”，吩咐陈“不可使更有学生游行之事”。此事亦使陈雪屏刚刚起步的仕途横遭顿挫，1942年9月，陈虽被朱家骅列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却被蒋介石勾去了，其原因就在于蒋“因春间倒孔事对之误会甚深”。那么，这一运动既然有群众基础，何以很快偃旗息鼓？学生被压抑了几年的不满情绪才借倒孔游行而冒了个头，怎会戛然而止？

就连国民党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事后也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倒孔运动的产生纯系自发，并非由任何政党策动而成，这一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持同样看法。就三青团方面而言，团员们虽积极参加倒孔运动，但是这并非事前有意谋划，而是无意识地顺应了群众的愤怒情绪。

就中共方面而言，一年前（即1941年)的皖南事变使联大的地下党员和左翼学生均大部分离校，少数留下来的地下党员亦严格遵守此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因此，马识途和齐亮等地下党员在运动中虽则兴奋，却也只是顺势而为，跟着潮流而动，当意识到三青团有意夺取“领导权”时，他们就立即退出了。就连傅斯年这样坚决的反共人士也认为倒孔运动“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得罢！”在他看来，1942年初的中共正忙于应付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哪有余裕鼓动倒孔！傅斯年还意味深长地引了一句孟子的话，“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

所谓同然的人心指什么呢？

1942年初，全民族抗战已进入第5年。5年来，老百姓为抗战大局而牺牲了个人幸福，过着每况愈下、颠沛流离的生活，战前原有的左右之争亦被暂时压下，一切为了抗战，一切等抗战胜利了再说！可是，飞机运狗的消息传来，人们意识到，国难之下有人照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人竟是居宰辅之尊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如果人们为之牺牲财产、家庭乃至生命的政府，竟是如此腐败，这个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这就是傅斯年所说的“人心之所同然者”。

学生作为社会中最勇敢最敏感的群体愤而做倒孔游行，正是代表整个社会对5年来个人为国家所作的巨大牺牲的一次集中爆发。

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出于义愤的同然之心，所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共产党还是三青团，都参与到了倒孔这一无意识集体行动中。一位左派学生在1948年回顾此事时说：“事情虽至今仍未能十分了了，动机虽至今未能确定，口号也极其偶然，但一切皆极圆满。”

也因为此，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目标尚未实现，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未逆转，在这些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都未出现转机时，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只能暂且压抑，个人利益不得不继续服从于民族利益。此外，不满的情绪既经倒孔游行而得到发泄，学生很快就又回到战时的校园日常了。所以，倒孔运动的发生并非政党运作的结果，其昙花一现的结局，也并非国民党或三青团镇压有方的表现，而是时势使然。时机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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