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省部级副职兼任军区政委，选择实业，担任有色金属公司经理

“1954年2月，兰州站月台上，一位老参谋急切地问：‘黄政委，你真就这么走？’”短短一句追问，将黄罗斌接下来的抉择衬得格外突兀——一位位阶相当于省部级的干部，居然要跑去戈壁滩办厂。许多人摇头，甚至偷偷嘀咕“这是犯傻”，可黄罗斌自己心里清楚，当兵打仗十几年，如今共和国需要铜、铅、锌，需要一座现代化联合企业，他不去谁去。

黄罗斌出身陕北红军，枪林弹雨里一路升到纵队副师级。西府战役的那顶“未及时执行命令”的帽子，让他离开前线，被调到后方当参谋。有人说他跌了跟头，可他自己却把那次教训刻进骨子——战场瞬息万变，口头命令传不到位，就容易出乱子。正因如此，他后来事无巨细、文件写到点子上，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初建时没人敢动的几条技术路线，他凌晨三点亲自改完才送到北京审批。

1949年，宁夏解放，地方部队需要既懂军事又懂地方工作的干部。黄罗斌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兼副政委，不久又兼宁夏省委副书记。短短几年，治安、剿匪、土地改革一口气推进，他的威信稳固。可1954年西北行政区调整，宁夏省撤销，军区番号同时取消，留给他的有三条路：回野战军、入省委、下基层。出人意料，他选了最苦的一条。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那片地方当时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岗，风大沙粗。中央定下的基调是“建成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但施工图纸一再改动，技术专家又缺。黄罗斌到任第一天，没有进办公室，直接带工程处去了采矿坑口。他说原话：“炮眼怎么打，都要先在心里过一遍。”听起来像句俚语，却让矿山技术员服了气——这位前政委是真懂活。

值得一提的是，白银项目级别不低，副经理阵容里，包括陕西商业厅副厅长、宁夏教育厅副厅长等人，妥妥的“厅级天团”。论行政级别，黄罗斌从副部到正厅，看似降了半格。但他不在乎官帽子大小，天天琢磨的是运矿车皮够不够、炉窑耐火砖排到哪一年生产。有人窃笑“黄经理天天和矿石过不去”，可到1960年铜硫系统全线贯通，年产铜、铅、锌跃居全国第一，所有冷嘲热讽瞬间哑火。

宁夏自治区恢复后，1960年夏天，甘肃省委点名把黄罗斌调去省政府。原因很简单：全省要上十项骨干工程，最缺能拍板、敢担责的人。于是他重回副省长序列，还兼任省建委主任。那两年基建任务排得满满，嘉峪关钢铁、景泰电站、天水机床厂同时开工，他跑项目比年轻技术员还拼。战时野战军的夜袭习惯被他搬到工地，常常深夜敲用电负荷表，核算第二天混凝土浇筑量。

遗憾的是，1962年高层调整，黄罗斌突然被撤销副省长职务，理由含糊：工作方法“有修正主义倾向”。具体指什么，外界没人能说清。组织上让他“集中学习”，实质是被冷冻。那段时间，他回到北京小四合院，每天读苏联矿山机械资料。朋友劝他找关系喊冤，他只抬抬手：“组织怎么说我怎么做，别给国家添麻烦。”

之后几年，政治运动层层推进，许多老部下自顾不暇。黄罗斌的问题一直悬着，直到1977年才有了结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年后，人事部门把他放到新疆某工程局任顾问，专管复杂地质工程。岁数大了，他到工地依旧穿厚底解放鞋，一坐就是半天。年轻技术员记得，他常讲一段话：“矿脉难找，干部更难找。做事先做真人，别让人戳后脊梁骨。”

回看黄罗斌的履历，的确充满戏剧性：打过硬仗，当过省委副书记，兼军区政委，最后却在露天矿坑里耗费青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他的“仕途曲线”并不平滑。可正是这种不按套路的选择，成就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化有色金属基地，也为后来的西部工业化奠定了矿源基础。

有人曾做过粗略对比：1958年白银的铜产量不到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铜公司的十分之一，到1965年却追到三分之一。差距还在，但速度惊人。技术进步不仅靠科学家，也需要一线指挥者，那种不怕背黑锅、不计得失的劲头，在黄罗斌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事件过去多年，再提他当年的决定，仍会有人感慨“可惜了级别”。但在产业档案里，他的签字留在每一道关键工序图纸上；在甘肃省志里，他的名字与十项骨干工程并列；在新疆复杂地质剖面报告上，他的批注依旧清晰。评价怎样并不重要，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年产万吨的铜锭、铅锭、锌锭，是西北工业化从蓝图落地为厂房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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