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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听众与嘉宾合影
【导读】11月2日,文汇讲堂全球南方系列十讲之第九讲《全球南方与现代化:历史、现实》在上报集团成功举办。前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主讲,与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副教授 何塞·爱德华多·罗萨林(José Eduardo Roselino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殷之光、国际政治系主任 郑宇展开圆桌对话。
1.8万人次在上观App、央视频、复旦大学视频号、文汇报视频号观看直播。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
经整理,分主讲、圆桌、互动、快评共4篇以飨读者。此为互动。
全球南方共同点在于向强势方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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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袁良丞: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在政治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阿尔卡贝:如果仅将其视为地理概念,那么为何澳大利亚未被纳入全球南方?为何金砖国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南方国家?我们当然认同,全球南方代表了变革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力量,并且我们平等对待所有国家,不论强弱大小,各国在主权上一律平等。
就全球南方的理念而言,其中许多国家曾是殖民地,其原殖民宗主国有时相同或相近。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许多共同的历史经历与感受,因此需要共同保护弱势一方,向强势方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防止其恃强凌弱。
重视历史轨迹,全球南方现代化并无既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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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阚爱达(Ayedaa Khan):既然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并非单纯线性,是否可能进入停滞或循环,并且这一过程是否受其历史经验的影响?
殷之光:现代化并非遵循既定秩序而必然发展的过程,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试图将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从实践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840年而非20世纪80年代,其间我们遭遇了诸多挫折与困难,例如政治权力的失落等。因此,将历史维度纳入考量,当前世界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挫折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的绵延,不能忽视过往的发展轨迹。只要我们能发挥主动性,善用来自基层的力量,全球南方国家仍有望实现更美好的现代化前景。目前这或许仍是一种理念,但未来有望转化为现实。
省钱环保,电动汽车成为埃塞交通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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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王改焕: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对实现全球南方甚至是全球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碳中和,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阿尔卡贝:尽管没有完美的方案,但电动车能替代现有的燃油车模式,因此具有重要发展价值。它不仅推动了电池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电池技术相比十年前已有巨大提升——还可实现电池的回收再利用,目前约95%的电池材料可被重新制成新电池。电动车虽未完全解决交通出行问题,但在中国已带来绿色、可持续的交通发展,是成功范例。
我于1997年首次访华时,就注意到中国巨大的交通需求,高速公路不断兴建,如今又有了高铁。每一代人都面临新的交通解决方案,新技术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应对。在我看来,电动车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电动汽车发展迅速,马路上已经十分常见;而且当地电价较为低廉,一度电仅几美分,驾驶电动汽车相比燃油车更具经济性。
埃塞反哺:吸引中国新能源车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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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工程师阙之玫:目前,中国的技术流、资金流都流向埃塞俄比亚,作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平等的合作方,埃塞俄比亚能提供哪些独特的反向输出给中国?
阿尔卡贝:互惠互利是确保全球南方合作可持续的重要原则。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强调,中非合作的重点在于数字经济与绿色能源,非洲各国对此积极响应。比如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大模型的开源,非洲就可积极应用。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坚持绿色发展,广泛推广电动汽车,并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些举措为中国电动车制造企业出海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对新殖民主义错误认知,纠偏需要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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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友Jac:2013-2020年我在非洲旅居时,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变化。西方媒体如BBC大肆宣扬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新殖民主义,中国的高校、企业与媒体该如何通过行动改变这种看法和论调,纠正当地人的错误认知?
郑宇:2000年后,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存在与影响力显著增强。除了国内主流媒体对南南合作中互信、互助、互利理念的正面宣传外,我们也应认识到,西方媒体时常会放大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性问题,以此塑造对其有利的舆论环境。
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国的海外投资主体多元,评估中国投资对当地产生的实际影响,需开展更多、更细致的调研工作。中国的高校,例如我们复旦大学,通过田野调查先丰富自身知识和对世界的了解,才能传递多样化的、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需要中国持续努力,也有待全球南方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作出回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理解、认同与信任将不断加深。
中国在巴西建立比亚迪厂,期盼收获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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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黄瑛:在全球南方的同舟共济中,期待中国在哪些领域、通过哪些路径、采取哪些措施发挥怎样的作用?
罗萨林:我欣喜地看到,中巴两国正通过加强经贸合作而深化友好关系,期待能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中作出各自的贡献。
巴西是南美疆域最大的国家,占了南美一半的面积,也是整个南美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和中国合作的加深,巴西又能重拾经济发展活力。从国家独立之后,巴西的外债始终高筑,但在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不仅没有扩大外债,还助推了很多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项目的发展。如今巴西的外汇储备已达3500亿美元,这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与中国的合作中,巴西获益于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项目,如中国已在巴西建厂生产比亚迪电动车。除了能在宏观经济上获益,巴西也期盼在具体的科技领域、科研创新方面受益。
南方普遍存在“脑力流失”,创新需服务本土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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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周余合:作为一名中国的支援教师,我曾旅居亚的斯亚贝巴十个月,也参与了那里有关中国创新非洲站的比赛。我发现当地非常缺乏职业指导。请问在非洲进行创新,当地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
殷之光:全球南方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创新和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所去过的全球南方国家,很大的特点是精英阶层与社会生活高度脱节,他们所思考的问题、认识到的创新及其目标,都与西方高度一致,这就造成了全球南方普遍的“脑力流失”现象。当国家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学生所做出的创新无法与社会高度结合时,就不能为社会自主发展提供服务。
因此,我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不仅仅是缺少所谓的指导,而是更需要知道创新究竟为谁服务,更要知晓技术创新如何造福于本土社会等具体环境。这是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中国的必答题。创新,用习主席的说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如何做到?你必须眼看天空脚扎大地。
郑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有个坚持了十几年的“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作为参与者,过去几年我看到各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提出的一些创新想法,它们很接地气,与当地发展紧密相关。在比赛中,有些学生想的是就地取材,做一些为当地能源使用、食品补缺、农产量提升而服务的微创新,这些恰好是真正所需,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并真正体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创新。
南方解决发展不平等的路径多元但目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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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硕士生陈露娴: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似乎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正面议程,我们在试图用这样的议程去定义自身和未来的时候,如何避免一种“反题”身份陷阱,以此应对来自欧美和西方必然的系统冲击?
殷之光:“对于南方问题的讨论是为了消除南北差异”,我很同意“反题”(编辑注:辩证思维中的核心概念,对正题的否定性环节,最终与正题统一于合题)的提法。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对于帝国主义的反题,不是为了把实行帝国主义的国家从地球上抹除,而是为了通过全球南方谋求自主发展的实践,消除帝国主义这种不平等结构。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上去理解全球南方问题,核心和目的在于实现全球南北方的平等发展。
因此,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遵照各自共同体的宗旨,将人类发展的最新成果与自身特殊条件相结合,并面对共同的问题——解决不平等、缓解不平等,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向前发展。这个路径是高度多样性的,但目标高度统一。
中国已到输出资本阶段,中非贸易追求平衡的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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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附属宝山实验学校学生叶准一:其他国家的企业在非洲建厂似乎只是为了得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为什么只有中国是真正为了致力于让非洲发展更好而去做这些?
殷之光:中国所希望的社会秩序、国际秩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出目标和期望并非是已经实现的而是要向此努力,正是这一点就可显示出中国全球发展的理念和已有的帝国主义全球发展理念有根本性差异:这些理念并非设计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这是我们对未来的认定。
阿尔卡贝: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中,客观存在着劳动力分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华侨投资。中国当时是外资的接受国,很多国家对华投资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纺织品行业尤其这样;另外是供应链优势,例如制造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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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中留下诸多提问点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输出资本和对外投资的阶段。在非洲,中国也是遵循非洲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原则。非洲有54个国家,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各不相同,各自发挥优势谋求发展。西方的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为新殖民主义国家,2000—2015年之间,这样的倾向特别严重,很大程度上跟前殖民主义国家的学者的倾向有关,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新的叙事体系,我们要打破福柯曾经所讲的这种思想上的禁锢。
非洲与中国的贸易,1992年只有10亿美元的贸易额,现在已达2900多亿美元,双方受益。目前中国向非洲出口得少,非洲向中国出口得多,中国出口给非洲的是机械设备,非洲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今后我们需要更加平衡两国的进出口。在彼此的经贸关系中,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向非洲做更多的投资。中国对非投资共有1500亿美元,非洲占中国投资的比重只有3%-4%,通过投资扩张,可更好地克服失衡,既获自我发展也惠及双方。
整理:李念 王颢
原标题:《新能源汽车是中非互惠互利的代表案例|讲堂176-9③》
栏目主编:李念
文字编辑:李念
本文作者:殷之光 阿尔卡贝 罗萨林 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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