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社会的受害者”？揭示这一论点的谬误与真相

『说得不客气一点，不围标串标，这个行业大多数人都得饿死』

普遍违法，但这又是一种使社会变动、使社会活跃起来，让弱小者强大、权贵消亡的犯罪，是与生产机制、与消费相联，在“需要”的范围内值得赞扬的风险与没有束缚的一处处间隙/形成间隙：罪犯-非罪犯人物的可逆性。

『一个罪犯的观点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就好像路边的野狗吠几声，别人也不需要懂它想要表达什么』

良心不安，于是仍然在战后的某些关键问题——建立一种新的根本人类学，并在严格的意义上对“什么是人？”的问题给出回应、负起责任——中延宕：法律并没有渗入到监狱或刑罚中，它们也不是作为刑事理论的推理和司法实践的结果而产生。所谓“犯罪学”在机构层面上的间隙中被允许的替代和控制它们（惩治体系）不断逃离的努力。

『社会把你变成了罪犯，然后社会又把你抓起来。就像是手工业者制造了瑕疵品，然后又把瑕疵品召回，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问题是什么是罪，这是社会定的。说“社会让人变成罪犯”是正确的，而且应该说“只有社会能把人变成罪犯”。猴子也会打打杀杀，谁说猴子有罪？』

『提问者可能需要反思的是，连一个罪犯/潜在犯罪分子的论点都需要“有理有据”的反驳，这可能是一种夸大的自恋』

语言的微妙的身体。人类的某种原初性缺陷，接受被“我们”的市民保留给他的符号的差异性。同时，又以欺骗性地强调了现实态的“我”的透明性，通过这一自我欺骗完成了被语言捕获的动物的自治和对造成“平等”的原初犯罪踪迹（作为图腾与禁忌）之保留的记忆与背叛。伪装了的伪装作为抵达人类秩序，抵达政治秩序的能力。又是在于所有人类的亲近性（由近及远的相似性或相像性次序：家庭、民族、种族、文化、宗教）决裂/不决裂与根据事实为权利、伦理或政治提供基础的矛盾。

“我们”的市民犯了一个老错误/老问题：不能证明上帝/杀死上帝，而是要通过爱他。

即，“假如社会存在的话，这是它的安排失当”：但由于它并不存在，我所剩下的就只有让“我”自己承担这个过错。

退化——带有达尔文的创伤——使“我们”的市民实现脱离，通过不完善性、原初的缺陷实现脱离，而产生了这个人类秩序、政治秩序的“发生/世代”，产生了世代间的关系，产生了“父亲”、“国王”和“革命”之名的法。

失去自由或隔绝于社会/被社会隔绝：绝望地想要拯救意义/感觉（爱与恨的等价性、对自由的渴望、自然的景观的疗愈/刺激）——就像例如18-19世纪英国监狱改革者的蓝图和信心——的一种伦理学，把“对社会的攻击”导向对人、对“我”、对“自己”和对“善”的攻击。

假装着有什么东西，虽然并不存在，但超越/打破了镜像对峙——这种假装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吗？——纯粹的、严格的、从一个绝对主人有惊无险地过渡到另一个绝对主人的臣服，同样的：“生物与其同一性”，“生物与其假定的自主性”，“与其自己、与其固有的自我运动和反应性的自动性的关系”。

重新治愈/恢复“绝对而不可分割的非连续性”。

创伤、绝望、良心不安。

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