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谈江南以南的严州与地方史书写新范式

杨斌（蒋立冬 绘）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是历史学家杨斌最近出版的新书，是他为家乡浙江建德写作的一部跨越两千年的地方史研究著作。

杨斌，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博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及海洋史。此前出版的著作有《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

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中国九大宏观区域当中，江南以及华南被研究者关注最多，相关成果也最多。学术界讨论的江南，狭义上指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其中杭州居于最南面。所以，在《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一书序言中，杨斌写道：“历史上严州府和杭州府并立，因而严州不属于杭嘉湖所在的江南；同时，严州山区并不滨海，以山林经济为主，其他各个行业均不发达。因此，从地理上看，严州虽然属于施坚雅归纳的东南沿海(也就是闽浙)，但从文化和经济上看，严州府与浙江沿海和福建省千差万别。”

因此，在这部《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中，杨斌描述了一个地处山区、经济不发达的“非典型江南”，打破了“江南=富庶水乡”的刻板印象。他结合方志、小说、域外文献等资料，选取了严州的地理特征、伍子胥崇拜、东汉隐士严光、严州籍杨太后、南宋浮桥等角度，写出了一部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既正视了建德与北邻江南地区的不同之处，又揭示了这个地方是在与国家建构的相互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同时还指出建德这个内陆山区如何在跨国的交流中有其一席之地。”

在杨斌看来，长期以来地方史的书写是在国别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其前提与立场是：某个地区其内部是均质的，在国家的框架下形成显著的地方特色，因而可以拿出来自成一体，从古至今顺流而下。但这个范式，最近几十年来遭到了挑战和修订。“某个地区是在和相邻以及不相邻的其他地区、国家以及跨国的势力多重维度的联系和交往中形成了自我的特征与认同。没有他者，就没有我们；没有互动，就没有个体。所以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一样，《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也在尝试地方史和区域史书写的新范式。”《上海书评》就历史上的严州和微观史的写作等问题专访了杨斌。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杨斌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552页，98.00元

您这部著作的书名为“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称“江南以南”是因为严州正好处于学术界所讨论的江南地区的稍南一点。但是在北方人看来，江南以南的严州同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都是相似大于不同的。那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江南以南的严州同江南地区在哪些方面是不同的呢？

杨斌：说到江南，我们马上想起来的就是江南水乡，而我的家乡严州放眼望去都是山，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所以和大众心目中的江南其实差别挺大。

江南，泛泛讲是长江以南，但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看，江南是一个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时代不同，所指的地理区域也不大一样。以离我们最近的明清时期而言，狭义的江南的核心区域就是太湖流域的苏无常、镇江、杭嘉湖这几个府。其地理特点就是一片平原，河道密布，仿佛蜘蛛网。我小时候去湖州，放眼望去，只有一座小山，觉得十分惊奇。

严州恰恰处于杭嘉湖的南面，广义上也属于江南，但地理上属于江南的丘陵地带，群山纵横，连绵不绝，向西至安徽的徽州，向南至闽北和赣东北，群山之间的山谷或者小盆地便是人群居住的村落、市镇。严州府的府城梅城便蜗居在乌龙山南麓的山坡和新安江北岸之间，和浙东海边的台州府一样，它们是浙江十一个府城中地理面积最小的两个。

严州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新安江。从徽州来的新安江和从衢州来的兰江在建德县交汇成建德江，而后向北成为富春江，这就是钱塘江的上游。新安江水贯穿严州府的一府六县。因此，严州的地理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一水逶迤。这个和江南的核心地区太湖流域是截然不同的。太湖流域就是水乡，是大众眼中的小桥流水人家；而严州以及金华、衢州、徽州等江南外围、边缘地区就是山区。

山也就造就了严州与杭嘉湖不同的文化风俗。以饮食为例，山区的一个特点是嗜辣；杭州、嘉兴、湖州饮食偏甜，几乎不能吃辣，浙西南的严州、衢州和金华以及安徽的徽州和江西等地，饮食偏辣，有的甚至比川菜还辣。

山区为什么嗜辣？之前听到一个说法是四川等地嗜辣的传统不是因为天气潮湿需要祛湿，而是因为古代食盐特别贵，一般人吃不起，所以需要食辣下饭。

杨斌：对，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阶层问题。平原地区收入相对较高，生活比较富裕，所以能够负担昂贵的消费品，比如盐、糖。你刚才提到盐，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扬州是最富庶的地方，扬州菜特别咸。其实吃那么多盐是对健康不利的，只是因为当地人能够消费得起国家垄断的高价盐。乾隆下江南到扬州的时候，都是住在扬州盐商的家里，而不是住在官方安排的馆驿里面，可见盐商的富裕。

糖其实和盐一样，也是一种奢侈品，普通百姓也享受不起。所以在富裕的地方，比如长三角的苏州、上海、杭州、湖州人就喜欢吃甜的。这种风俗传统延续了几百年，老百姓喜欢吃甜的，是因为能够负担得起糖的消费，特别是蔗糖和白糖——这都是明清以来才出现，供精英阶层和有钱人消费的奢侈品。山区相对来说经济较差，贫困人口较多，在历史上，他们承担不起盐和糖的消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刺激口腔和味觉的感应。我们知道辣其实不是五味之一，辣是一种生理的痛感，是比较刺激的体验，但同时这种痛苦会带来快感，让人上瘾。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会多吃饭，所以你刚提到的这个说法讲得非常有道理。

《江南以南》是一部地方史著作。关于地方史的写作，如果涉及的历史时期跨度长，加上在一部著作中很难面面俱到，那么这样的地方史写作您是如何取舍的呢？

杨斌：这的确是我研究和写作中碰到的一个难题。一般的地方史、地方志著作，时间上倾向于从行政建制开始一直写到当代，内容上有地理、气候、物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无所不包，试图把所有的信息都囊括在内。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很难写出某个地方的特点，很难令人印象深刻。面面俱到，不如一面独到。因此，我下决心写家乡历史的时候，其学术上的期望就是写一部不一样的严州地方史，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家乡史。这不是说我学术水平很高，而是同严州历史文献缺乏的问题密切相关。严州地理狭小，一直都不是名州望郡，地方文献匮乏，这个实际问题制约着我如何写一部独特的地方史。因此，在议题的选择与全书结构的设计上，我数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琢磨。我选择的一个总的原则是有趣的议题、能彰显出严州地方历史文化的议题以及相对充足的文献，这是就单个议题而言；在全书结构上，我在序言中铺垫了严州的地理、气候之后，就按照时代的顺序结合主题把十四章也就是十四个议题串在一起。时间节点加突出的主题这样一种安排方式，避免了从头到尾的平铺直叙，彰显了特定时代鲜明的事件、人物和文化。这种模式，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方法。我的博士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研究的是西南边疆云南，空间比严州大，时间跨度也是两千余年，全书的结构就是时代加特定的主题。当然，特定的主题也是一个难点，假设几个学者来写严州，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旨趣，选择肯定不同。我在《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中采用了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角度，选择了风景、桥、特定的历史时刻、水道、神灵、村庄、人物、科举、家族以及性别等主题，所以有纵面、横切面，有时间节点、空间支点，力图造成一个立体感的严州历史。有个别读者说这本书是个论文集，我觉得这里有误解。

杨斌著《季风之北，彩云之南》

您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对新安江上的九姓渔民具体展开论述，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九姓渔民也算是严州历史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主题。

杨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九姓渔民我在书中有两三个地方略加描述，但没有做具体深入的研究。的确，九姓渔民是严州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应该成为本书的一章。但我为什么没有做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每个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就像厨师做菜，一桌盛宴，十个菜八个菜足矣，其中有两三个是饭店大厨的拿手菜，这已经很不错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九姓渔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九姓渔民不仅仅是严州的，而是整个钱塘江流域的，写在严州历史中当然很好，但它本身的存在也超出了严州地理历史的范畴。此外，九姓渔民作为船上人家，也不仅仅是钱塘江的，在整个中国南部都存在。两湖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的船民、疍民都属于这个水上系统。文献资料不少，田野调查任务繁重，因此，我就放弃了这个议题。放弃的还有其它议题，如唐宋时期的佛教、乌龙山本身等等，实在太多了。

关于严州的文献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严州区域小，在历史上不是特别重要？还是有其他一些原因？

杨斌：其实理论上，严州的文献应该也相对丰富，因为它毕竟属于江南地区。比如我们举徽州的例子——徽州的地方文献非常丰富，这二三十年来在上海做相关研究的学者非常多，文献已经编了几百册，现在还在继续挖掘。徽州文献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就相当于清末民初的敦煌文献或者是宫中档案，那当然是非常宝贵的。宫中档案是清宫里保存下来的档案，是官方史料；而徽州文献恰恰是民间文书，两者正好相辅相成。

理论上，严州和徽州一脉相承，既是邻居又是兄弟，严州文化受徽州文化影响很深，我们祖上可能都是徽州移民过来的，那么严州的地方文书也应该非常多。但从现在来看，恰恰严州地方文书几乎没有。我不是没有找过，但几乎没有，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被烧掉了，再加上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以及特殊时期的破坏，很多地方文献都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地方文书几乎没有见到。有读者认为我没有引用丰富的地方文献，说老实话，真的没有。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像淳安那里有一些，但对我这本书来说，我觉得意义不是那么大。因为民间文书只有达到相当大的量，才能写出一些内容，研究一个主题。

书中涉及这么多考证问题，这本书的写作应该准备了很多年。您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想写家乡史，后来又决定写了呢？

杨斌：开始是写家里的历史，而后逐渐对家乡了解多了，觉得可以写一本家乡史。但问题在于文献很少，加上自己有教学工作，有自己原来计划的研究，所以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所以花了很长时间。但随着年龄渐长，内心深处涌现的动力与情感敦促我一步一个脚印，一章一章完成，一次次修改。从学术的角度，我自己也在考虑，小地方也有历史，普通人也有历史。中国的历史，不一定就要写唐宋元明清，不一定要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一定就要写南京北京；浙江的历史，不一定就要写杭州，不一定只写辉煌。小地方、小人物也有历史，历史应该是民主的、公正的、自主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使命就是挖掘湮没，抵抗遗忘，而不是随声唱和，赞颂辉煌。

您在书中一直有提到严州在历史上位于官方水路的交通要道，是水路运输中的必经之地，那为什么这种重要性没有体现在严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上？或者说没有像其它交通要塞一样经济很发达？

杨斌：谁都希望自己的家乡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然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局限于资源与制度。从历史上看，富裕与发达往往属于少数地方，局限于少数人口。严州虽然是东南交通要道，其中建德江一段水路是瓶颈口，是必经之地。但严州山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资源少，养活不了人口，因此经济体量不大，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我在书中一再强调，到了元明时期甚至早在南宋，建德的土地开垦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书中讲到的汪吴氏捐田，四十一丘田不过四十亩，平均每丘不过一亩，最小的一丘只有零点一五亩地，相当于杭州的一个两居室，可见土地资源之稀缺和珍贵。

位于建德的三江口

人口也是如此。1858年，也就是在太平军占领严州之前，严州一府六县的人口不过一百零二万，平均每个县不过十六万至十七万人，这还是严州人口的最高峰。太平军来过之后，严州人口骤降到四十七万。到了1953年，经过几十年的喘息，严州人口不过八十七万。现在在原来的“严州府”下面有三个县/市——淳安、建德、桐庐。以2022年计，淳安县户籍人口为四十五万（常住人口约三十三万），建德户籍人口五十万（常住人口约四十四万），桐庐户籍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常住人口约四十六万）。三地常住人口相加不过一百二十三万，而杭州的西湖区常住人口一百十六点七万，余杭区常住人口一百四十万，可见严州体量之小。

地少、资源少、人口少，这些限制了严州的经济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严州的举人和进士就非常少了，原因就在于经济的限制。科举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小家小口的严州已经玩不起这个游戏了，交不起入场费了。当然，严州也有自己的生存之法，走不了科举正途，就走捐纳。明清两代，不少严州人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担任不入流的八九品官吏（主簿、照磨等），投资小，见效快，这对本钱不多的严州人而言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您在书中也谈到一些，但还是想请您总结一下：严州府的地理环境对它的经济发展和原住民心态的影响是怎样的？比如没有大面积的耕地，在经济和交通上好像总是处于杭州大后方的地位；另外，虽然地理位置有些偏僻，但环境优美，成为了古代官场失意者以及文人墨客的逃避之地。同时，目前在浙江全省中，建德也属于一个比较低调的地方，就算是旅游，也是小众的选择，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吗？

杨斌：严州是山区，所以严州人的性格如山，相对而言，正直执着（正面来讲）或者偏执固执（负面来讲）。以明代淳安的商辂而言，历史上少有三元及第，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解元）、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会元）及殿试（状元）第一名，历英宗、代宗、明宪宗三朝，民间称之为“三朝宰相”。商辂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临事果决，经常顶撞皇帝，甚至下狱以后被贬为民，《明史》称他“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商辂既有山里人的正直与坚毅，又超越了山里人的狭隘小气，实在是严州的骄傲。

商辂画像

严州还有新安江水，所以风景秀美，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可能对塑造严州人的性格也有影响，一方面所谓地灵人杰，有些才气，另一方面寄情山水，隐居江湖。

建德在浙江全省而言，经济很一般，原因还在资源有限。现在大力发展旅游，这当然是老天赏的饭，因为山美水美。建德的资源就是山水。农夫山泉就是新安江的水，但淳安、建德人民受益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资源有限，所以严州和建德人的发展不依赖资源，而是依赖手艺和智慧。几乎全中国都受益的草莓产业就是建德的贡献。1990年代初，建德就发展了草莓种植业，当时已出口日本。这几十年来，在各个城市郊区种草莓的，几乎都是建德人或者是建德人的徒弟。种草莓的建德人，往往夫妻一起，下半年住在草莓田头的窝棚里，为冬季的城市增添了一抹鲜艳而甜美的色彩。我总是质问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建德的草莓种植，这是多么好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啊。

除了草莓种植，建德另外一个造福社会的是快递行业，快递行业最早最主要的创业者是桐庐人，但建德和桐庐交界，沾亲带故的，所以也跟着桐庐做起了快递。草莓种植和快递这两个行业，建德在全国都有影响。这都是因为资源有限，不得已另辟蹊径寻找出路的结果。

想请您谈谈严子陵钓台的含义在历史上的变化是怎样体现顾颉刚所说的“层累的历史”之概念的？

杨斌：一处自然风光，而后成为人文胜景，接着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其传递的符号以及赋予的价值也逐渐流变，这是常有的现象，严子陵钓台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东汉初年严子陵在富春江边隐居钓鱼，他的老同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请他入朝为官，严子陵拒绝了，因而成为隐士的代表和高洁的象征，这是钓台最早的一层故事。

英人托马斯·阿罗姆绘严子陵钓台

此后，随着专制社会的发展，当朝之士认为严子陵之所以能够成名，不仅仅在于他的隐居和高洁，而在于甚至更在于光武帝刘秀的宽容圣明，因此开始歌颂圣恩，所谓君臣两光，相得益彰。这可以说是第二层。

把这两层发扬光大的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在《严先生祠堂记》中一方面赞扬严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格，另一方面称颂光武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并总结说：“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最后以十六个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升华了严子陵钓台的自然与人文的核心价值。范仲淹是明道（1032年十一月—1033年）任睦州太守，《严先生祠堂记》写于此时；大约十三年后（庆历六年，1046年），他又撰写了《岳阳楼记》。其中的思想和《严先生祠堂记》是一致的：作为士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勇于做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宋末元初的谢翱则扭转了严子陵钓台高洁的符号，开创了忠烈的脉络。谢翱（1249—1295），曾经率乡兵数百人投文天祥。文天祥兵败后，谢翱脱身避地浙东，隐居浦江、建德一带，还娶了建德的老婆。至元二十七年（1290），谢翱登严子陵钓台，设文天祥牌位加以祭拜，这样文天祥、谢翱加入了严子陵的序列，和钓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谢翱拜祭文天祥，是借钓台来抒发亡国之痛。他虽然崇尚严子陵，自己也在附近隐居，可他最大的悲伤是宋元易代。这是严子陵没有经历过的，是范仲淹也预想不到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谢翱就把不事王侯的高洁转化为忠君死国的慷慨与悲壮。钓台的含义也作一大变，从高洁转入忠烈，从隐逸变为报国，从出世返回入世。明清易代之际，更有许多遗民受其启发激励，来此拜谒，与谢翱等人隔空唱和。

严子陵钓台文化符号的这几层历史变迁，时代节点明确，人物鲜明，含义转换与时代相呼应，非常有趣。

您在书中讲到宋代之后严州的文气不彰，这是为什么？是同后来的政治中心北移有关吗？

杨斌：这主要是囿于严州资源有限，一旦南宋灭亡，其特殊的时空背景消失，再无法培育出成群的人才，自然而然就泯然众人矣。我在书中有一章专门考察了明末清初严州的马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马氏在明末清初出了两个进士，二三十个秀才，可以说是科举世家，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是，到了乾隆年间，马氏就默默无闻了。这是因为马氏两个进士没有给家族带来什么回报就病逝了，导致家族几代的“投资”没有收回，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支撑子弟读书进学。随着家族人口的扩大，平均家庭经济更加拮据，一些家族成员在贫困线上挣扎，于是马氏便从科举世家沦落为普通人家，再也出不了读书人了，遑论成功的读书人（举人和进士）。

清代道光年间严州府暨建德县舆图

严州曾经也是出版中心，您在书里没有具体展开，还是想请您谈谈严州为什么会成为出版中心，当时的状况是怎样的？

杨斌：宋代形成了三大出版中心：四川、浙江和福建，所谓蜀本、浙本、建本三大类别。其中浙本为上，蜀本次之，建本为下。浙本为上是因为杭州在北宋时期即为国子监刻印书籍，至南宋时成为政治中心，官刻、私刻和坊刻书业尤为兴盛，水平最高。浙本之中又有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衢州本、婺州本等，后三者都在浙西南，属于同一文化区。

为什么严州能成为出版中心？因为严州具备了出版中心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以自然资源而论，严州万山一窟，山林资源丰富。山上所产的竹子可以用来制作竹纸，山上所产的木材可以用来制作印刷的雕版。此外，南宋期间，严州是京畿三辅，人文一时之兴，名臣牧守不可胜数，所以文气颇盛，陆游一家三代都做过严州太守，所以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同时因为新安江-钱塘江的航道，书籍流通贩卖十分便利。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严州的出版事业一度兴旺发达，影响深远。

您在书中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严州的柴炭经济，当时应该是严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也讲到很难找到相关的历史文献，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会有怎样的原因？

杨斌：原因很简单，就是被遗忘了。柴炭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每个家庭的能源问题，但这是历代文人学者不会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会记录家里某次或某月买了多少柴多少炭，花了多少钱，柴炭问题不在文人学者这些精英的目光之内。而日常生活中接触柴炭（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手这些事务的人，往往不通文墨，或者没有机会留下笔墨来记录、讨论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强调的，历史本来应该是公正的、民主的，但历史资料往往不公正、不民主。

这是历史记录的遗忘，二十四史记录的都是王侯将相，经国大事；没有柴米油盐，没有日常的凄苦艰难。

第二个遗忘就是新安江水库和富春江水库淹没了柴炭之路，代表着柴炭经济的山村被湮没，山民被迁徙，而后柴炭被煤电所代替，交通、村庄、人群以及经济都被湮没了，自然没有人再讲述柴炭的故事。现在的人群经历着城市化，居住在楼房，没有人进山、住山，与山林为伍了，当然不知道柴炭了。我这十几年碰到不少学生，他们有的研究农村和农业，但对特殊时期农业生产水稻亩产、小麦亩产、油菜亩产毫无概念，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严州的历史变迁体现了哪些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中的变化？体现了同世界史的何种关联？您在写作中也不断提及上述两个问题，但还想请您总结谈谈。

杨斌：在国家层面上讲，直接和严州相关的国家大事，我觉得有三件：一是南宋迁都临安，严州的地位凸显；二是清末的太平军，严州和浙江一些地区社会、人口和经济备受蹂躏，一蹶不振；三是1950至1960年代的两座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和富春江水电站）的修建，两个县消失，百分之四十的人口迁徙，交通、社会和人文深受巨创。当然，读者也可能有不同观点。我选择这三件事，或许是体现了我研究严州历史的结论，就是年鉴学派的结论：地理环境对社会长时段的结构性的作用。

严州和中国之外的世界联系么？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联系？这个问题也是我在研究当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疑问，这也是我这本书不同于其它地方史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一般的地方史研究，基本就是把这个地方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区域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我研究严州历史同研究云南历史的思路一致，严州是浙西南山区，是中国的一个府，可是严州就和世界没有联系么？

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在书中尽其所能，枚举了严州之跨国的角色和意义，如在越南成神的南宋第二位杨太后，元代欧洲苦行僧在梅城三江口见到的鸬鹚捕鱼以及此后令欧洲人着迷七百年的中国鸬鹚之故事，马戛尔尼使团和琉球使团在建德江上的邂逅，以及东亚海上难民经严州返乡的案例，这一切都试图向读者展示：严州不仅仅是中国的严州，也是东亚和世界往来交流之地。严州在世界之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类似《江南以南》这样的微观史研究，对于宏观的历史叙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杨斌：明代有一百五十多个府，清代最初有一百六十多个，后来有两百多个府。就全国而言，无论从疆域、经济、人口还是重要性而言，严州府都处于中间，乏善可陈。即使就浙江省的十一个府而言，严州府也是平平。那么，研究严州府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每个题目都有意义。和寻求普遍真理（定律）的科学研究不同，历史学的本质就是“个案研究”。历史学并不追寻历史规律，历史也没有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本质上都是个案研究。所以我说，历史学应该是公平的、民主的。

其次，所谓微观研究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什么意义呢？从研究方法上看，宏观也好，微观也好，都是研究方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互挑战，并行不悖。微观的优点是可以比较充分地展现历史作为人文学科的特长，写出人情人性人心；缺点是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宏观的优点是比较清晰地看到脉络、结构和模式，但缺点是容易牺牲反例、特例，相对忽视了历史学的人文关怀。

以太平军而言，在宏观的国家层面，它就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战乱对于咸丰年间严州和杭州本地的百姓而言，则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因此，地方史和微观史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书写往往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评价事物，对普通人、底层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或者认为那些是政治变革、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不足为惜。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