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再见爱人》车崇健被确诊阿斯，自闭症成综艺冲突的流量密码？

VOL 3645

《再见爱人5》开播以来，车崇健在节目中的一系列表现，让许多人直呼“看不懂”。

他明知李施嬅对戒指款式有明确偏好，却偏偏选了另一款；

在李施嬅经历4次眼疾手术的关键时刻，全程未曾现身陪伴；

而当李施嬅在镜头前情绪崩溃、泪如雨下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静静注视。

但随着节目推进，观众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从一开始的批评与不解，逐渐转为猜测与担忧。

有人开始怀疑：这些看似冷漠疏离的行为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心理或精神层面的原因？

观察室嘉宾papi酱在节目中大胆发问：“他是不是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句话瞬间点燃全网讨论。

网友们迅速行动，将车崇健的种种表现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典型特征逐一比对，甚至翻出专业资料进行“民间诊断”……

文 |夏天

编辑 |Zoey_hmm

图片 | 《再见爱人》

全民会诊

《再见爱人》上一季中，麦琳被贴上NPD标签（自恋型人格障碍，俗称自恋狂）的记忆尚未褪色，新一季的车崇健则已迅速陷入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舆论漩涡。

不得不说这届网友果然是吃互联网长大的，各种信息手到擒来，从简单的婚姻纪实中，就能诊断出各种“时髦”的心理或精神障碍。

所以，papi酱在观察室抛出“他是不是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疑问时，大家的诊断热情瞬间高涨。

他难以理解伴侣的情感需求和李施嬅话中的“潜台词”，对让朋友睡主卧并隐瞒……这些表现了证明了他的社交障碍。

他认错快但绝不改正，形成“说了不会听，听了不会懂，懂了不会做，做又做不好”的循环……这是沟通刻板。

在伴侣4次眼疾手术等重要时刻，他都缺席并以“都过去了”来回应伴侣的痛苦回忆……明显缺乏情感共鸣。

车崇健的行为表现看起来的确有阿斯特质，但作为一款真人秀节目，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些片段是否完整呈现了事实全貌？

首先，综艺节目的剪辑效果和人性复杂性可能导致误读。真人秀展示的永远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内容，而非完整的人格图像。

此外，车崇健的某些行为，也确实不那么阿斯。

比如，他对婚戒事件的解释是“试试她（李施嬅）”，让人怀疑他在对伴侣做一场底线测试，这与与阿斯伯格直来直去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

节目组的追光灯下，嘉宾多多少少都带上了一层滤镜。

所以，当复杂的情感矛盾被简化为一个个标签时，我们或许更该警惕：真正的诊断应该看得是全面，而不仅仅是一场真人秀。

一场危险的身份标签游戏

这场针对车崇健的诊断热潮，折射出社会对神经多样性认知的复杂现状。

随着自闭症谱系知识的逐渐普及，公众似乎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认知框架，用以解释人与人的差异。

网友能意识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存在，本是认知进步的体现，但若随意套用标签，反而可能使误解加深，甚至可能催生一种新型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种，核心特征包括社交互动困难、兴趣范围狭窄或行为刻板，但通常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力障碍。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社交笨拙”或“缺乏共情”等表现一概塞进阿斯伯格的篮子里。

综艺节目的剪辑片段或许能呈现一个人性格的某些特点，但绝不能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

专业的评估需要依据个体的发育历史、使用专业评估工具（如ADOS），并通过多学科团队的综合判断才能完成。

不管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还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这类标签在互联网上尤为普遍，甚至被滥用。

例如上一季节目中的麦琳，先是因为“熏鸡事件”等争议引发批评，随后又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反转表现获得网友认同——这种评价的反转，也反映出舆论对个人行为病理化解读的随意性。

观众热衷于为综艺嘉宾“确诊”，这可能反映了在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试图借助简化的病理框架去理解人性，从而获得某种认知上的安全感与控制感。

而节目组为了追求流量，也可能有意放大冲突、引导观众进行标签化解读。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妨将视角从评判他人转向反思自身：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那些在网上被热议的心理、精神、神经名词？

我们自己是否也有过被视为“奇葩”的时刻？

如果我们的伴侣在别人眼中显得另类，我们是否依然能够包容和理解？

婚姻或恋爱中的许多摩擦，往往并非源于某一方有问题，解决方式也未必是简单分开。

更多时候，需要双方共同学习、彼此适应，在磨合中成长。

从热议到理解，还有多长路要走？

车崇健被网络确诊阿斯伯格，提示我们看待问题，一定要三思。

神经多样性知识的普及，本应促进更深的理解，却在不经意间被简化为一种新型的贴标签游戏。

节目中那些被剪辑放大的证据——社交边界模糊、沟通刻板、共情困难，虽与阿斯伯格特征有表面重合，却忽略了真人秀的叙事选择性、人性的多维性，以及临床诊断所必需的严谨与全面。

从热议到理解，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漫长。

它要求我们超越片段化的道德审判，摒弃将复杂行为简单归因于病症的思维惰性。以及真正理解接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人类的情感与互动本就丰富如光谱。

这一点，在近期引发关注的郑智化事件中同样可见。

2024年10月25日，轮椅使用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因航班停在远机位，升降车与机舱存在25厘米高度差，导致他需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艰难挪入机舱，过程持续约三分钟。

郑智化随后发微博批评机场“没人性”，并形容自己“连滚带爬”、尊严受损。

当机场发布技术说明后，现场监控录像流出，显示工作人员已尽力协助。

网友聚焦于郑智化“连滚带爬”一词的夸张表述，指责其煽动情绪、矫情，忽视其残障身份的实际困境。

郑智化道歉后，舆论进一步发酵，其个人成为攻击靶心。

舆论场纠缠于措辞的真实性，却未正视残障人士在无障碍设施缺失下的真实痛苦。25厘米的高度差成为残障群体与健全社会共情能力的分水岭。

对残障人士抱有“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要求他们以得体方式表达痛苦，却容易容忍系统性的无障碍缺失，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理解，更需要行动。

我们应当推动公众教育，普及神经发育差异以及肢体残障的科学认知；

倡导媒体负责任地呈现事实，避免为追逐流量而放大冲突；

鼓励每个人在关系中学习直接沟通与包容差异。

我们的使命不应是陷入一场确诊狂欢，而是借此打开一扇窗：让讨论从“他怎么了”转向“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相处”。

唯有如此，热议才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共情的契机，那条通往理解的道路，也才会在每一次反思与对话中逐渐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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