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拂晓前的山谷像巨兽闭合的喉管,寒气混杂着炸弹的余烟。就在这片炮声轰鸣的岭头,一抹纤瘦的身影趁着短暂的寂静挤进坑道,肩上那只沉甸甸的广播机几乎把她的背压弯。她叫刘禄曾,当时二十四岁,是志愿军前线唯一的女播音员。
坑道里没有灯,只有士兵们临时点起的松脂火把。刘禄曾摸黑架设设备,调试频率。刚把插头插好,远处又炸开一枚榴弹,洞口石渣簌簌落下,战士们冲她一招手:“快点,别耽搁!”她抹去额角尘土,深吸气,话筒贴唇——流利的英语透过喇叭飞向敌阵。第一句不是劝降,而是《月亮河》舒缓的旋律。那一刻,美军前线的年轻兵听呆了:前方哪来的女声?此后他们给这把嗓音取了一个绰号——“战地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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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画面,若放回上海的十里洋场,谁也想不到会与刘禄曾扯上关系。1928年生的她出身殷实人家,自幼读英文原版小说,练钢琴,也参加网球社。解放前夕,她在东吴大学攻读国际法,原本憧憬的是法庭与晨钟,而不是枪林弹雨。可她对外祖父说过一句话:“国家兴衰,有书可读也要上前线。”老人拍着她肩膀,只回了俩字:“记着。”
1950年冬,志愿军急需外语人才。文件传到南京,她丢下教员工作,跟二十二名同伴北上。列车穿过大同的雪原时,有女孩悄悄抹泪,她却埋头在牛皮封面的《英汉兵器术语》上涂涂改改。到前线的第二天,她就参与了首次战俘审讯。
关于那套颇有名气的“刘氏谈心法”,营里流传着不少故事。一次,她面对一个叫詹姆斯·伯特纳的美国兵,对方曾为逃牢狱自愿参军,如今颓唐得像断线风筝。两人隔着桌子沉默良久,她忽然用家乡腔调说:“兄弟,你怕了吧?可命还长着呢。”这一句半调子口语让伯特纳愣住,随后就像拧开阀门,把苦水全倒了出来。资料到手后,刘禄曾没停,她帮他申请写信回家,甚至在他发高烧时亲自端水。有人不解,她只说:“攻心要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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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最紧张的四十三天,刘禄曾几乎与电台合为一体。她在坑道里睡稻草,吃冻高粱米,白天学习识别美军战机呼号,夜里播报美方战地公报、音乐、家信节选。广播内容必须换花样,她自嘲像“杂耍艺人”,但效果着实凿凿:美军夜间射击频率明显下降,甚至有士兵悄悄朝志愿军阵地投放写着“想听歌”的字条。
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那天清晨,她最后一次打开话筒,只留下十个字:“战争结束,愿你们平安回家。”说完便断电撤机。许多年里,这句英语在不少老兵心里回响,包括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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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刘禄曾回国。她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军事翻译,随后调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辗转香港、新加坡,最终担任国旅南京分社经理。外表依旧文雅,却鲜有人知她曾在火线唱过歌、救过命。
1979年春,她随江苏省教育考察团赴美。飞机落地纽约,曼哈顿街头初春的风带着海的腥咸,一行人被安排在唐人街附近用餐。店里灯火通明,龙凤木雕挂满墙壁,她刚坐下,一个中年男子放下托盘,小心翼翼地靠近:“Excuse me, are you Miss Liu, the interrogator from Triangle Hill?” 这一句让时光倒流。她抬头,认出对方正是当年在审讯室里哭得像孩子的伯特纳。
两个人隔着餐桌站了半分钟,周围食客的喧闹仿佛退潮。伯特纳略带颤音:“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live.” 刘禄曾轻轻点头,没有客套,只说:“活成你想要的样子,比什么都好。”那顿饭一直吃到打烊,伯特纳讲起自己退役后靠做洗碗工攒钱,最后买下这家店;他还在志愿军优待战俘条例的英文影印件上加注心得,挂在吧台墙上——那是他的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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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围上来想听“战地夜莺”的故事,刘禄曾笑而不语。她知道,那段硝烟岁月属于历史档案,也锁在许多老兵心里。随团的工作人员想请她写篇纪实,她摆摆手:“写什么?打完仗,大家都得过日子。”
飞机返程前夜,伯特纳把一只小音箱塞进她随身包,说是店里专门订的礼物。她回到宾馆打开,熟悉的旋律涌出,正是当年她在坑道里常放的《送你回家》。窗外纽约的霓虹闪烁,她把音量调小,折好耳机放回盒里,关灯休息。翌日晨曦透过机窗洒在她的灰发上,与记忆深处的炮火毫不相干,只是一片温暖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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