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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一列载有苏联萨姆-2导弹及苏军专家的火车进入中国境内,准备转运至越南。与此同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中越铁道工作组组长龙桂林一行已抵达河内,大批整装待发的中国铁道兵、高炮兵即将开赴越南,协助打击美军。中苏同时援助越南的状况,似乎让人们误以为两国蜜月期从未结束。可真实情况是,此时的中苏关系已降至冰点。为何视对方为“死敌”的中苏两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心照不宣地同时支持越南?真实原因远不只是对抗美国那么简单。
随着越南本土政权更迭、法军撤离,美国开始向南越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北越像往常一样,向中国和苏联都提出了援助请求。但胡志明当时还不知道,中苏这两位老大哥在这一年已产生嫌隙。
1955年初,苏联提议加强远东方向的防空合作,中苏两国遂于2月6日签订《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联合防空协议》。然而,陈赓等9位中方军事人员赴苏后,却只拿到一份俄文条约,这不仅不符合外交礼节,具体内容对中国也多有不利。教员与彭总等人商议后,决定暂时搁置这份协议。
同年5月,东欧八国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华沙条约组织宣告成立。为表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国派彭总等人亲往见证条约签订仪式。当月22日,彭总与朱可夫两位著名将领实现历史性会面,但气氛并不热烈。朱可夫大谈核武器发展与苏联先发制人策略,彭总则明确表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非先发制人。军事合作中的种种不快,实则反映出两国政治理念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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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苏联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其战争思路随之转变。为保障核潜艇通信、拓展海军前沿至太平洋,苏联这一年先后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因双方对电台和舰队所有权存在争议,两个方案不仅未能落实,更让中苏关系经历了由热转冷的剧烈转变。
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期间,我党在发表的纪念文章中隐晦批评赫鲁晓夫的过激政策,令其彻底破防。两个月后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置大局于不顾,公开抨击我党。同年7月,苏联又单方面废除各项经济合作协定,召回在华专家,两国矛盾再无回转余地。
在中苏从协作走向对立的过程中,越南局势也在恶化。1955年至1961年,在美国扶持下,南越政权建立起15万人的军队、7万警察部队及5万还乡团。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宣称:“若美国失败,整个世界将落入共产主义集团之手,美国要做自由主义世界的守护人。”他上台初期对越南推行反叛乱计划,支持南越大规模扩军,不久后将行动升级为特种作战,以空中打击、特种部队作战、化学攻击等方式屠杀革命派与无辜百姓。南越政权配合美国推行战略村策略,将村民逐出家园,迁至政府划定的聚居地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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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林登·约翰逊任美国总统时,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借机大举入侵越南。事件爆发次日,中国政府表明态度:中央广播电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明确指出,“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1964年8月8日,即北部湾事件爆发3天后,北京街头聚集上百万民众,自发示威要求“抗美援越”。
1965年,武元甲率团访华请求支援,中越铁路运输部门随即签署协定,由中国出人出设备,帮助越南将中越边境至河内的铁路从1米窄轨改为中国通用的1.435米标准轨,便利援越物资直抵北越。次月,胡志明秘密访华,向教员提出抢修抢建越南境内12条公路的计划。恩来总理提出“轻重、难易、快慢、粗细”八字方针,优先修建其中7条。
当年6月26日,由5个铁道兵团、1个高炮团组成的中国志愿工程队第一支队秘密入越施工,一去5年,直至1970年完成任务后才回国。工程部队开山修路的同时,中国高炮部队已与美军交火。最早入越的第63支队,也就是解放军陆军高炮63师,于1965年9月20日首次向美军飞机开火,首战击落4架、击伤1架,自此美军飞行员在越南上空行动愈发谨慎。
在5年抗美援越期间,中国高炮部队至少派出16个支队参战,共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1608架;工程部队修建公路1200公里,新建、改建、抢修铁路300多公里,修建工事30余处,抢修重要车站、桥梁346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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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力援越的同时,苏联也未置身事外。中国决定援越后不久,1964年11月,苏联宣布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次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越,承诺提供火炮、坦克、导弹等急需武器。尽管中苏关系已恶化至老死不相往来,边境百万大军对峙,但苏联起初认为中国不会允许苏方人员和物资过境,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通过仅剩空壳的驻华使馆提出过境请求,令其意外的是中方爽快答应。1965年3月30日,两国签订《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此后苏方人员和物资开始源源不断运往北越。
仅1965年至1966年,苏联对北越援助总额就达6.7亿美元。短短一年间,北越防空炮数量从1500门激增至5000门;一年后,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也列装越军,且一次性装备上百架。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对北越经济援助达10亿卢布,军事援助达20亿美元,其中多数人员和物资经中国转运至北越。
北越能取得战争胜利,中苏援助至关重要。然而,两国的全力援助并未改变敌对状态,无论是慷慨解囊,还是中国为苏联开放转运通道,背后都是中美苏越四国的多重博弈。
事实上,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对越南兴趣寥寥;但北部湾事件爆发前两个月,赫鲁晓夫下台,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发现两国在援越事宜上有共同话题,便顺势提出联合行动计划,并通过新总理柯西金表态:“社会主义国家应把分歧撇在一边”。1965年3月中苏商讨过境协议时,苏联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意图商议联合援越行动,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联合行动既能提高援助效率,还能缓和紧张的中苏关系。可这场会议遭中国及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抵制,最终草草收场。同年4月3日,苏联又提议举行中苏越三国最高级别会议,仍被中国政府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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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不满,发函指责中国为何几次三番把好事看成坏事。勃列日涅夫对此不解,许多国家也一头雾水。中国复函直指核心:“我们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在政治上同美帝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利益;对兄弟国家则实行军事控制,试图把我们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
这场分歧的本质是中国希望通过援越破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夺话语权。但中国也意识到,若拒绝苏联援越,不仅无助于北越抗美,还会引起北越对中国的不满。基于此,中国一方面继续声讨苏联,另一方面对苏联经中国援越一事网开一面。
不过对北越而言,拿谁的援助都是拿,对中国和苏联的援助均照单全收,未作过多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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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越南战争不仅是美国的泥潭,对支持北越的中苏而言,战乱的越南也分散了两国大量精力:对苏联来说,每年数亿美元援助仅是对外援助的一小部分;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动员数万乃至十数万人参与抗美援越,无疑是沉重负担。最终,援越的巨大压力让中国不得不重新评估收益,而援助越南究竟让当时的中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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