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弟子问他妻儿未来怎么生活？他的回答令人深思

他的名字，或许你一时想不起，但那首《送别》的旋律你一定听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这首歌悠悠扬扬，不知送走了多少人，也唱尽了世间聚散。

鲜有人知的时，它的作词者李叔同，一生比这首歌更动人，少年天才、中年风流、晚年剃度。

他曾挥洒才情惊艳众生，也曾一念放下转身为僧。

他为何会选择遁入空门？面对弟子提问“你离妻别子，他们如何生活时？”他又是怎样的回答？

喜鹊送子

1880年，天津城北李家大宅的灯火彻夜未熄。

李家的佣人和仆妇们忙得团团转，耳畔不是火盆中噼啪作响的松木声，就是来来往往人们小声的议论与低语，李家的老爷李世真年近古稀，竟然要添一子。

消息传开，邻里无不侧目称奇。

产房中，几名接生婆轮番上阵，额角渗出汗珠，忽然，一声清脆的婴啼划破寂静。

与此同时，一只喜鹊从天而降，口中竟衔着一节绿意盎然的松枝，从院门穿堂直飞产房屋檐上，停在横梁之上。

不等人反应，那喜鹊又振翅一跃，将那根松枝轻轻投落于门槛内，随即翩然飞走。

这一幕，让屋内外的人们目瞪口呆。

李家信佛乃是祖上传承，李世真本人更是自小便在香火、诵经、礼佛的氛围中长大的他。

此刻抱起刚刚诞生的孩子，眼角竟泛起了泪光。

他并未喜形于色，反倒庄重郑重地将孩子的名字写在了红纸上：李息霜。

意为肃穆清冷之气，亦有脱俗之意。

他对妻子轻声说：“此子将来不凡，或可渡我李家之命。”

果不其然，李息霜从小聪慧异常。

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其他孩童才识父母称谓时，他已经能诵出《心经》的完整经文，并能听得出僧人诵经中的抑扬顿挫。

他最喜欢在后院的观音庙前盘坐，不吵不闹，只静静聆听，眼神平和，似懂非懂。

李家人起初惊讶，后来便见怪不怪了，只当这孩子生来便带慧根。

他母亲对这一切虽心中骄傲，却也隐隐生出一丝不安。

“孩子将来若真为佛子，怕是我们这些尘世亲人……终究要被放下的吧。”

李叔同五岁那年，李世真病逝，李家亲朋满堂，哭声震天，连李鸿章都派人前来吊唁。

所有人悲泣之中，唯独年幼的李息霜脸上没有泪水，只是低头诵着《往生咒》。

有人问他为何不哭，他却答：“父亲此去，不是寂灭，而是解脱，我替他念经，是最好的送别。”

这一幕，令在场许多人潸然泪下，也让李家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个孩子或许真的不属于红尘世俗，他虽仍在凡世，却已是“半身佛土”。

那年，他将名字由“息霜”改为“叔同”，取“以道同志者，不以族姓亲也”之意，寓意愿与世间一切志同道合者共修共行，不拘门第，不问来路。

世人常言，命由己造。

可李叔同的命，却像是早早就被一只喜鹊，一节松枝，一缕梵音所牵引。

风流少年

李叔同人生最斑斓热烈的一笔，或许就是他少年至青年的这一段。

出身富贵，又天赋秉异，他一头扎进了光怪陆离的人世间，在诗酒风流、琴棋书画中肆意挥洒着才华，也在爱恨情仇中不断探寻人生的意义。

自幼通经史、晓书画的李叔同，在十来岁的年纪，已在天津和上海名噪一时。

彼时人称“神童”“才子”。

十三岁那年，他在地方书画展览中展出墨宝，众人纷纷驻足，连当地文坛宿儒都忍不住侧目：“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富家子弟，若有如此才情，自然不缺风花雪月的点缀。

李叔同十五岁那年，迷上了梨园戏台，他不再满足于课本里的儒家经典，而是每日奔波于天津、上海的戏园之间，与唱念做打的伶人们谈笑风生。

那时他与一位名唤杨翠喜的女伶交往甚密，此女音色婉转，一曲《贵妃醉酒》唱得满堂喝彩。

李叔同则每日执扇倚栏而观，二人虽一个是门第贵子，一个是台上花魁，却偏偏在你来我往中生出了真意。

他曾送杨翠喜一幅小楷对联：“风流不负少年志，杯酒亦当慰平生。”

可惜世俗不容这段感情，随着杨翠喜被迫远嫁他乡，这段恋情草草收场，留下李叔同独对空台，吟唱着“断肠声里唱新腔”。

情场失意，他却从未在艺海沉沦。

十八岁那年，他转赴上海，进南洋公学，后又因变法之风浓烈，投身各类新式学堂，与蔡元培、吴昌硕等文艺界先驱交往日密。

他在上海一边就读，一边参与成立“沪学会”，四处讲学、演讲，宣传自由婚姻、民主思想，成为最早的一批维新文人代表。

也是在那段时期，李叔同娶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妻子，俞氏，为天津茶商之女。

两人虽为媒妁之言，但俞氏性情温婉，亦能容人。

可惜这场封建婚姻终究没有太多爱情的火花，他们虽共育孩子，却终生缺乏精神共鸣。

所以，后来才又有了新的爱人，诚子。

真正让李叔同名动海内外的，是他在艺术上的全面开花。

他是中国第一个教授人体写生的艺术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他主持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

他在《国粹学报》《音乐小集》上连发多篇革新文章，倡导西洋乐与国乐融合，打破旧体诗与新诗的界限，尝试将现代话剧植入中国土壤。

那几年，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艺术从萌芽走向开花。

在教育方面，他的门下更是英才济济，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皆出其门墙。

彼时的他，是风云人物，是跨界先锋，是旧派眼中的异端，是新时代青年心中的启明星。

所有人都以为他终将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艺术宗师，登堂入室，坐享名利。

可就在这光芒最盛之时，李叔同的脚步却突然停了。

风流才子，满身锋芒，却忽而低眉顺眼，独自走向佛门深处。

决然转身

1916年，李叔同不知为何，突然开始试行“节食修行”，每日只食少许斋饭，并独自前往杭州虎跑寺，闭门七日，不言不语。

他在日记中写道：“此生求道，不为脱苦，只愿心中清明。”

就在这段潜修之后，他决定断肉食、弃酒色、习戒律，他的眼神变了，不再炽热如火，而是像湖面一般平静无波。

两年后，1918年春节，他未告知任何亲友，独自返回虎跑寺披袈裟，正式出家为僧，法号“弘一”。

自从那一刀剃去俗世青丝，李叔同便余生交付给了佛法与青灯。

他选择的是最清苦的一条路，不居名寺，不受香火，不作主持，只愿隐居一隅，诵经修行。

他常年行脚四方，从杭州虎跑寺到泉州开元寺，从闽南深山小庙到南国静林僻院，每到一处，便潜心布道、手抄佛经。

没有随从，也没有财物，他所携带的，不过是几件袈裟、几本经书、一串念珠与一只破旧的锡杖。

他的饮食极为清简。每日不过一碗米饭、一碟咸菜，甚至连盐都少放。

他曾笑言：“咸有咸的味，淡有淡的味。”

弘一法师虽避世清修，但求道者仍纷至沓来，尤其是那些曾受他教诲的旧日弟子。

丰子恺每年都会抽空来看他，潘天寿也曾携弟子前来求法。

他们敬他，不止因为他是过去那个风采绝伦的李先生，更因为他如今已成为一位真正的大觉者，一位把“放下”演绎到极致的修行者。

有一次，丰子恺忍不住问他：

“老师，您有妻儿，如今何处？曾为人父，又怎能无挂碍？”

弘一微笑，望向窗外，他缓缓道：

“世事无常，一切早有定数，人总会分开，我不过是早一些罢了。”

有传言说，他晚年仍偷偷资助过旧妻俞氏与孩子的生活，但他从未谈起。

他常在深夜静坐抄经，一笔一画，心无杂念。

那笔法依旧俊逸，却不再张扬，而是沉稳、朴实、如流水般自然。

有人拿他所写《金刚经》与早年书法作品对比，竟发现书虽无锋芒，却更有神韵。

如他本人，越发内敛却更具力量。

1942年，弘一法师的身体渐渐衰弱。

弟子们都察觉，他行走越发缓慢，声音也愈发轻微，他自己却从未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挣扎，依旧每天诵经如常，还坚持为寺中破旧佛像描金修复。

十月初，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特意请人备好纸笔，在灯下盘坐良久，提笔写下了四个遒劲的字“悲欣交集”。

这四字，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印记。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终年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