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在即,美方突翻脸连出两招强行手段,中方强硬态度毫不退让

最近关于中美经贸问题的新闻很多很杂，先看实际影响：企业和供应链开始感受到不稳定带来的压力，订单被调整了、合资项目延期了、技术合作受到限制，很多公司正在重新安排生产和市场策略，这些变化最后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和消费者选择上。稳定的贸易环境要靠规则可以预期而且各方都要遵守承诺，但是当事双方各自单方面行动让这种预期变得不明朗。

从公开进程来看，两国团队曾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就经贸问题进行过会谈，在会后双方都宣布了要暂缓执行部分出口管控举措的决定，并且持续时间为一年时间。美国表示将推迟原定于今年九月底提出的有关出口管控的一项规则，“50%穿透性”。中方也对即将在十月初公布的若干项出口管制条款予以暂停实施，称将就此展开研究工作并制定具体执行细则等内容。这种相互让步的现象短时间内被外界解读为关系缓和的一种可能信号。

吉隆坡会谈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什么时候会签署正式文件华盛顿方面也出现过乐观的说法，认为协议会在短时间内落地，这导致市场和媒体一度以为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不过很快美国方面的动作就打破了这种预期，显示出政策上的不一致以及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后续动作当中，关税议题较为显著，美方明确表示已经给向华商品设定了关税基准，并且希望其他国家跟着这个标准走。美国说中国有些出口货品大量流入欧盟、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方市场，从而对这些经济体形成压力，促使它们作出配合举动，实际上之前欧盟就对中国部分新能源产品执行了临时性加征措施，澳大利亚也对中国钢铁类产品提升了税率，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些都是受到美国影响而出现的连锁反应效果，意图把单方面的关税标准变成普遍化的贸易准则。

华盛顿就历史协议执行展开新一轮调查，美方列出理由称对方没有在两年期限内完成额外约两千亿美元的采购承诺。按照美方公布的程序，公众意见征集会在十月末到十二月初之间进行，之后的听证会定于十二月中旬开展，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笔采购数据上时，外界注意到时间刚好对应着新冠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严重冲击的时候，疫情期间航运费出现大幅增长，港口堵塞，物流受阻，很多原计划交付的任务无法按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将未达成的采购量全部归咎于一方很难全面反映实际情况。

更美国自身在技术、投资方面也实施了许多限制措施。对一些高科技产品和核心部件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半导体及其相关领域的限制，已经改变了双边商业合作的一般情况。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限制也降低了跨国公司在对方市场的活动水平。这些单边行动客观上切断了企业之间的原有协同渠道，并影响到供应链中的合作与反向投资。

国家领导层上，十月底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就加强经贸及其他方面的联系达成过共识，表面看起来双方都愿意增进接触与对话，但之后的实务动作并未完全跟从这个基调走，美国既推动多边或者所谓的“国际通行”关税标准，又在国内展开针对履行情况的调查工作，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一种矛盾感：一边讲合作，另一边却用调查限制当武器。

分析人士发现，这种做法有明显国内政治因素。在国内遇到反对声音时，采取调查或者强硬态度来表明立场，可以减轻一些政治上的压力。对于政府来说既要争取在国际谈判中有利的位置，又要面对国内对对外政策的指责，把调查结果当作下一步谈判中的筹码，甚至以此施压让对方在其他问题上作出妥协，在当前外交博弈中是很常见的操作方式，短期之内扩大了自己能讨价还价的空间，但也增加了对手今后防范的心理准备。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把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交由一个国家或者一小部分盟友掌握，会使多边贸易体系失去公信力，各个国家的产业链彼此相联，很多公司会在多个市场有所投入，如果政策环境经常改变，企业就得重新规划生产线并调整采购资源，在不确定性当中减慢投资速度。研发协作也会受波及，长期项目或许会被搁置或是缩减规模，这种连锁效应将会引发更多的经济代价。

国际社会对单边制裁和拉盟施压的认同度不高，很多国家更愿意经由对话与规则协商化解矛盾，而不是用排他的联盟施压来改变游戏规则，如果一直走单边路线，随便拿调查或者限制手段对付合作伙伴，那么就会损伤发起国在全球贸易体系里的道德根基，信誉一旦受损，长远来看便有损于守住既有的贸易优势。

想要让中美经贸关系变得稳定些，或许回归到平等协商和互利合作的路途上更加实际一些。交易与规则要透明且可预期，双方都不应该把临时单边举措当作长久制度建设来使用，在这种形势之下，各国若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无阻、共同维持供应链正常运转、借助多边平台化解矛盾分歧，要比一时半会儿的施压手段更有利于减少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

眼下局势中，一连串单边动作也许能换来短期谈判上的好处，不过这却对全球贸易环境以及长远发展不利，国际贸易正常运行须要稳定制度和相互信任，各方如果只顾眼前政治利益而行动，最后吃亏的还是跨国公司、一般民众乃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针对纷繁复杂的经贸关系而言，更实际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再拿回谈判桌上解决，用规则与对话去化解分歧，而不是依靠拉拢盟友和发起调查来塑造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