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自称“长安布衣”的杜甫，为何执着于奉儒守官？

如果说远祖杜预激发了杜甫的功名事业心，那么祖父杜审言可以说是他走上诗坛的先导。杜审言，字必简，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作过县尉、县丞等小。后武后召见，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诛武后的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随后中宗即位，大赦天下，但二张党羽不在其中。杜审言因与张易之有交往，流放峰州。不久，召授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死后迫赠著作郎。

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同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武后很看重李峤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写作任务，多交给他去完成。崔融为文典丽，当时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许多文章，如《则天哀册文》等等，多出自他的手笔。苏味道也很会写文章，曾替人起草谢表，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杜审言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既然和李、崔、苏三人并称，想也是极高水平。

杜审言的诗现存四十余首，多律诗，五律较有佳作。他和宋之问、沈佺期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五律的形成作出过贡献。杜审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苏味道作天官侍郎，杜审言为他拟判，出来后对别人说:“味道必死！”听到这话的人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他说：“彼见吾判，且羞死。”他还对人夸口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虽是吹牛，可见他的书法还是可以的。《大唐新语》就说他“雅善五言，尤工书翰”。

他的自高自大，可说至死不变。当他病危临终时，宋之间、武平一等人来探望他，问他怎样。他答道：“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也。”据史传载，崔融去世，杜审言曾为他服丧，恐怕他唯独对此人暗中感到有点佩服。

沈佺期、宋之问人品很次，媚附张易之兄弟，扈从武后游宴，因会写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受赏识。李峤、崔融、苏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后的重用，作了高官，结局也较好。但他们和沈、宋一样，都降节依附过张易之兄弟；二张伏诛，都连坐遭贬。杜审言同他们有来往，遭遇也差不多，官作得远没有李、崔、苏的高，也不象沈、宋那样卑下，但从他赋《欢喜诗》、蹈舞拜谢武后授官和交接二张等表现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

他和杜预的坟墓同在首阳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远祖，并表示政治上要以远祖为榜样，可见远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的《八哀诗·李公邕》说：“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要。”（“宠要”即指二张之流）他对他祖父的政治表现，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辞，但心里还是有看法的，起码会感到与这些“宠要”有牵连未免窝囊，杜甫后来在成都遇到与杜审言同时为武后所用的闾丘均的孙子某和尚，曾写诗送他说：“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彌冠，墨客蔼云电。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思。”(《赠蜀僧闾丘师兄》）

很显然，他只是为作为“墨客”的两家祖父能以“诗”、“笔”与卿相同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际遇的不易，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文事。说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举屈原、宋玉。“吾祖诗冠古”，当然超过了屈、宋。这不过是杜审言大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种说法。这么说，虽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过于认真，认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诗人之冠”。因为这话和夸奖“闾丘笔”“峻极逾昆仑”一样，只是一般应酬诗中互相吹嘘家学渊源的老套头。

《赠蜀僧闾丘师兄》作于760年秋。第二年作《戏为六绝句》，这组诗开论诗绝句的先声，也为后世诗话所崇尚，虽说“戏为”，实是精当、严肃的论诗之作。其五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臆》曰：“谓我不薄今人之爱古人， 而辞句必与为邻也。但学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优孟屈、宋自谓可与方驾，恐不免作齐、梁之后尘耳。”这首诗多歧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诗冠古”的“吾祖”当作高悬的标准。当认真论诗时，他也并不信口难黄。

杜甫诗文中涉及杜审言的话还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谓之才子”（《故万年县君京兆社氏基志》）、 “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偶题》）等。虽说他并非真的盲目地认为杜审言的诗好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极境，他还是为他家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才子”和诗人而自豪。他把作诗看成是他家的专业，并以此勉励儿子，这固然反映出他有着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确乎很看重他祖父所开创的诗歌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无疑会激发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和热忱，增强他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气。

不少评论家早已指出，杜审言给予杜甫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排律这一诗歌形式的运用。唐初袭齐梁余风，宫体诗盛行。宫体诗内容空洞，一味追求对仗、声韵、辞藻、用典，经过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诸人的不断写作，从而旋进了五律诗体的形成。杜审言对五律诗体的定型也作出过贡献，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五言排律。说五排是五律的延长，不如说是齐梁以来新体诗的入律。新体诗一般较长，其中几联皆须对仗，只要调调平仄，一律改押平韵，就是五排了。

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都写过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长的则推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四十韵。杜甫在《八哀诗·李公邕》中提到了这首长律，“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李邕是盛唐文坛上的大名人，他曾经跟杜甫谈论过崔融、苏味道、杨炯、张说等前辈文人的创作成就，最推崇杜审言的诗，尤其那首四十韵的长律。这是杜甫事后追述李邕讲到他祖父的那段话，“玉山桂”出自《晋书·郤诜传》，“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用在这里，意思是说这首长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对于这样一个极高的评价，杜甫当然是深感荣幸、永志不忘的。《杜诗镜铨》：“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见仁人孝子之用心，”杜甫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显然受了祖父的影响，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写作。他写的五排多且长，现存最长的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真说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运用大量典故，严格遵守格律要求，还要一韵到底，而且内容庞杂，忽自叙，忽叙人，忽写景， 忽言情，忽纪事，忽议论，忽眼下，忽过往．居然写得这样波澜层叠、 流转自如，没有相当的创作经验和学识，是很难下手的。这首诗有思想，有感情。可是这样的诗，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捋掌故，写得再好，艺术效果也较差。

杜甫是语言艺术大师，应该深谙此中甘苦。那末，他为什么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偏要变本加厉，将开始于他祖父的四十韵长律扩大为一百韵呢？除了个人爱好，还有来自时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过古文运动，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总的看来，终唐之世，凡官府文书，从朝廷“大手笔”，君臣诏奏，直至州县书判，所用文体始终未离骈俪（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手里，又进一步发展成骈俪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骈体应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时事实际，写起来无疑比一般文学骈文更难。这就无形中成了一种专业技能，那些少数精于此道的人，由于“物以稀为贵”，自会名重一时了。这种时尚，也可说是起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反映到科举 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进士的人，应具备“藻思清华，词锋秀逸”、 “游情文藻，下笔成章”的才学。

杜审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进士出身。他曾经口出大言，自夸他起草的“判”能令苏味道“羞死”， 足见他是写骈体应用文的高手。此外，唐初以来，诗坛重词藻、事对， 像《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这样一些类书便应运而生，诗便成了 “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甚至杜审言、沈侄期、宋之问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都对转变这股形式主义诗风作过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宫廷应制、官府应酬，写的仍是“类书式”的诗。从现存作品看，杜审言也是写这种诗的好手。杜审言既是写骈体应用文的老手，又是写“类书式”的诗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这就难怪他爱写长律，甚至有的竟长达四十韵了。

其后，规定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诗赋各一篇，赋韵四平四仄，诗五言六韵十二句，无论诗赋都是命题作文，都须调平仄讲对仗。骈赋、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试科目，就更为士林所重了。为了考进士，掌握诗赋这一“敲门砖”，当时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过一番工夫。譬如孟浩然，他长期隐居襄阳，“属意在章句”，努力为应试入仕作准备，等到自以为“词赋颇亦工”了， 才于四十岁那年入长安考进士（可惜落第了)。应试的诗赋看重词藻、事对，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水平，根据唐初以来 形成的风气，就要精通《文选》。《文选》为举业的士子提供了丰富的词藻、典故，也提供了极佳的范文。

由于时人的崇尚，学术上也相应出现了曹宪、李善等开创的所谓“选学”，足见它影响之大。 李白后来采取交游于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征聘，想从此步入仕途。但先前似乎也曾有过应进士试的打算。《酉阳杂俎》 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 《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这传说是否可信姑且勿论，《拟恨赋》 总是不假的。江淹的《恨赋》是标准的骈赋，无论体制、作法或“词藻宏丽”的文风而言，都最接近进士科所试的律賦。要不是为了应举，谁肯这么亦步亦趋地去苦苦摹拟它呢？

前面已经提到杜甫很推崇祖父杜审言的诗，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擅长写排律。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从小读书与作，自恃得家学真传，举业娴熟，便于漫游吴越之后，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应试，哪知却失败了。晚年回忆道：“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这话与杜审言自夸“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和比，也毫不逊色。“法自儒家有”，壮甫得到了祖父的文“法”、诗 “法”，也得到了他的狂妄。当时他少年气盛，并不以下第为意。

十二年后，他再次应诏赴长安就选，与元结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干预朝政而未被录取。这不是寻常的落第，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纪大些，他后来谈到这事感到很愤恨、很痛心：“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到四十岁时，眼看功名无望，只得走投匦献赋这最后一条门路，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忆献三赋蓬莱官，自怪一日声煊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在他看来，虽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风光，总算没白学诗赋一场。

杜甫继承家学，为应试练就了高超的诗赋写作能力，而终莫能售，失望之余，只有将“奉儒守官”、维持“未坠素业”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偏爱的第二子宗武了。他给宗武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三句话：“应须饱经术”、“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第一句除指一般意义的“奉儒”，可别忘了考进士是要填帖经的！第二句主要为杜审言的诗文成就自豪，也有自傲之意，希望儿子能继承他家这一传统专业。第三句，是说要想写好诗赋，唯一诀窍是精通《文选》。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时人风尚。简单来说，教导儿子要按照祖父的路数，从小为应试练好过硬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