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的神都，现沦为三线城市

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伏羲时代，黄河流到如今河南孟津那个地方时，有匹龙马从水里冒了出来，伏羲照着它背上呈现的图案，推演出了八卦，这后来就成了《周易》的源头。

还有种说法，大禹治理洪水那会儿，洛水边上突然出现一只神龟，背上驮着“洛书”，大禹就照着这“洛书”定了九章的规矩，把天下分成了九州。

黄河现出图案，洛水浮出文字，圣贤之人便以此为准则。

这些古老的传说在先秦时期的《尚书》和《周易》里都有记载。虽然河图洛书的传说显得很抽象、很神秘，但也表明了先民们把河洛地区看作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河洛地带，核心是洛阳那块盆地，就在黄河和它的支流洛河（以前叫洛水）碰头的地方。西周刚开始那会儿，建洛邑城的时候，周公讲：“这地方可是天下的正中心啊。”

▲这是河南省的地形示意图，资料来源于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和河南省地图院。

考古研究表明，最早时“中国”这个词指的是河洛那块地方，也就是成周洛邑周边区域。

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后来流散到民间，被当地废品站收了去。博物馆的人碰巧看到，急忙把它收回了馆里。之后，有位研究青铜器的专家在除去它上面的锈迹时，看到尊里面有12行字，其中有个“何尊”的名字，于是就称它为“何尊”。

何尊上的铭文历经三千年岁月，诉说着西周早期发生在河洛一带的旧事，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周成王坐上王位后，在河洛那块地方建了成周城，还祭祀了他的父亲周武王。后来，他在京宫的大厅里，对宗族里的小伙子“何”说了一番话，提到何的爸爸以前跟着周文王干，周文王是老天爷选来管老百姓的。周武王把商朝灭了之后，也在河洛这块地方祭了天，把这儿当成了天下的中心。何家因为立了功，得到了奖赏，就做了个尊来纪念，好显摆显摆自家的荣耀。

何尊的铭文里写着：“我住在这中央之国，管理这里的百姓。”这是目前能找到的，“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文物上的证据。

周朝人觉得河洛地区是“天下中心”，这种看法可不是随便瞎猜的。

当年周武王攻打纣王、统一了河洛地区后，为怎样管理商朝的旧地而愁得整晚睡不着。因此，为宣告自己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周武王让皇族周公和召公去洛水、伊水边上考察地形，建了成周洛邑作为周朝的新都城，还将代表王权的九鼎搬到了洛邑。

周公前往河洛一带，在嵩山旁边的阳城（就是现在登封市的告成镇）建了个测影的台子，放上圭表来测量日影，最后确定河洛就是当时全中国的中心位置。

东周那会儿，河洛那块地方成了周王室东迁后的落脚地，周王室在成周西边三十多里地的地方，又建了个东周王城。

古人注意到，夏、商、周这三个朝代都把都城建在了河洛地区，《史记》里就有“以前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在河洛一带”这样的记载。现在，人们通过考古挖掘，在从西边的涧河到东边的偃师，洛水沿岸仅几十公里长的地方，发现了五个古代都城的遗址，它们是二里头（夏朝都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这五个遗址被合称为“五都荟洛”。

从地理位置上说，河洛地带是围绕着老都城洛阳展开的，西边到华山，东边到荥阳，北边靠着太行山的南边山脚，南边则延伸到秦岭东段外方山南麓的汝河、颍河流域。

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代代相传，历经岁月变迁，数千年里英才不断涌现。

在悠悠历史长河里，“中国”这个词儿从河洛那块儿慢慢往外扩展，一直铺展到江河湖海、荒漠戈壁，最后成了东方一个伟大国家的代称。

春秋战国那会儿，周天子已经没啥实权了，周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政治格局的破碎分裂反倒催生了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河洛之地成了众多思想家大展身手的舞台。

道家老子的前半辈子，在周王室里当了个守藏史，在洛邑负责看管国家的藏书和典籍。

某次，孔子不辞辛劳从齐鲁之地赶来，专门找老子请教周朝的礼仪。

老子跟孔子讲：“你说的那些人，连骨头都烂没了，就剩下他们的话还在。有本事的人赶上好时候就出来做事，时机不对就像飘蓬一样随遇而安。我听说啊，会做生意的老板表面都装得没什么钱，真正有德行的人，看起来反而像个大笨蛋。”

这几句话是在跟孔子说，君子得看准时机和形势才能成事，不然就会白费力气，就像精明的商人不会轻易显山露水，而有高尚品德的君子，也会装作愚笨的样子。

他期望孔子能改改那骄傲的脾气和过多的欲望，别总摆着架子，也别有那么大的野心，因为这些对孔子自己没啥好处。

孔子和弟子们返程途中，开口道：“空中的鸟儿，我晓得它会飞；水里的鱼儿，我明白它能游；地上的走兽，我也清楚它能跑。可龙我就摸不透了，听说龙能借着风云直飞上天，今日我见了老子，他就像那龙一般神秘！”

孔子拜见老子时，这两位杰出的智者彼此敬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也由此产生了交汇。后来，老子辞去官职，骑着青牛穿过函谷关，写下了五千多字的《道德经》，随后隐世而去。

战国时代，韩国贵族韩非成了法家思想的顶尖代表人物。他年轻时曾跟儒家学者荀子学习，一生“爱好刑名法术的学问，但根本思想还是源自黄老之学”。

韩非写了《韩非子》这本书，他把法家的法、术、势都融合在一起了，他梦想着能建立一个由君主统一掌权的国家，用“法”来治理国家。后来，他的书传到了秦国，引起了秦王嬴政的注意。

那时，秦国军队向东进发，首先遭遇的就是盘踞在河洛一带的韩国。韩非眼看韩国逐渐走向没落，多次向韩王进谏，献上让国家富强、军队强大的策略，却始终未被韩国采纳。

秦王嬴政看了韩非写的书后大为赞叹，对身边大臣李斯感慨：“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个朋友，就算死了也不遗憾啊！”李斯和韩非曾是同窗，对韩非的才华很是忌惮。

后来，韩非从河洛地区前往秦国，虽然见到了秦王，但被李斯等人说坏话陷害，最终被抓进监狱丢了性命。韩非虽然不在了，可他的法家学说却留存下来，对后世各朝代的统治者都产生了影响。

在先秦那个年代，河洛文化开始慢慢成形。那时的河洛地带，从有了人类文明社会的三大象征——城市、青铜器具和文字记载，到后来王朝兴起，确立了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再到各路诸侯纷纷崛起，思想家们各抒己见，这里成了先秦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秦国向东扩张吞下河洛地区后，在那儿设置了三川、河内、河东等几个郡。后来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全国，下令修建了驰道，这条能“直达燕齐”的快速大道穿过了河洛地区，还在荥阳附近的黄河边上建了当时黄河上最大的中转粮仓——敖仓，不断把关东的粮食运往关中。

西汉开国后，河洛地区因地处“天下中心”，政治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原本打算在洛阳建都，后来听了娄敬和张良的劝说，才最终决定把都城定在关中的长安。

汉朝的文人扬雄曾对这段过往发表看法：“天下安稳，战事平息，都城定在了洛阳。娄敬卸下车驾，抛开挽具，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嘴，献上了坚定不移的良策，提议将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这真是恰到好处啊。”

有个齐国人叫娄敬，他第一个站出来劝刘邦把都城搬到关中，因为这个功劳，刘邦赐他姓刘，还给他改了名字叫刘敬。

娄敬那时跟刘邦讲，关中这地方四面环山绕水，有四处险要关口把守，就算遇到紧急状况，也能迅速召集百万大军来应对，而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地方”！要是大汉能到关中建都，占据秦国原来的地盘，那就等于“掐住了天下的咽喉，按住了天下的脊背”。

刘邦的旧部下大多来自关东地区，他们纷纷劝刘邦把都城定在洛阳：“洛阳东边有成皋要地，西边有崤山和渑池，背后靠着黄河，前面又有伊水和洛水，这样的地势足够险要了。”

但谋士张良劝说道：“洛阳虽也有险要地势，可地域太小，方圆不过几百里，容易被各方敌人围攻，而且土地不肥沃，并非适合用兵打仗的地方。关中呢，左边有崤山和函谷关，右边有陇山和蜀地，土地肥沃，面积广阔，南边和富饶的巴蜀相连，北边和胡人的牧场相接，能挡住三面的敌人，只用一面来对付东边的诸侯。等天下太平了，关中能依靠黄河和渭水的航道来运送粮食，供给京城。这就是大家说的‘千里坚固，富饶如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太对了！”

据史书所述，刘邦听了张良的建议，当天便从洛阳启程前往长安。

历史上许多有才之士都觉得，河洛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比不上关中。

其实，河洛地区有个地方被称作“天下兴衰的预兆地”，它四周都是山，西边有崤山和中条山，南边有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东边有淇山、嵩山等好多大山；北边紧挨着黄河，而黄河南岸的邙山就像一道天然的墙，让洛阳不会受到黄河水灾的威胁。

洛阳整体地势是西边高、东边低，境内既有山又有丘陵，地形十分复杂。

在群山环绕之中，河洛地带曾是古代的交通要冲，它掌控着南北走向的晋楚要道和东西方向的豫西通道，形成了像十字架一样的水陆交通网络。

说到河洛地区的地理优势，宋朝的李格非曾讲：“它靠着崤山和渑池的险要地势，处在秦陇地区的要害位置，还是赵魏两地的交通枢纽，这样的地方，各方势力都必定会争夺。天下太平的时候还好，一旦有战事，洛阳就会首先遭到攻击……洛阳的兴衰，其实就是天下是治是乱的反映啊。”（《洛阳名园记》）

在西汉之前，周武王讨伐纣王攻克殷商、秦始皇吞并六国，还有楚汉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占据河洛这块要地。谁要是能拿下中原，通常就能掌控整个国家。

刘邦把都城迁到关中两百年后，东汉的开创者刘秀又让汉朝的统治中心回到了河洛地区。东汉定都洛阳，把政治核心移到了这里，开启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繁荣时期，但到了东汉中后期，却陷入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控朝政的混乱局面。

汉代时，河洛地带在一场惨烈的战乱灾难里走向了衰败。

东汉初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0年，当时盘踞在洛阳的军阀董卓，强行逼迫汉献帝把都城从洛阳搬到长安。

董卓占据洛阳后，废掉旧帝另立新君，把持朝政大权，他的士兵闯入民宅抢夺财物，伤害无辜百姓，他自己还对公主行不轨之事，对大臣肆意虐待，整个京城内外人心惶惶。董卓明明不懂经济，却偏要装作很懂的样子，把汉朝长期使用的五铢钱废掉，将洛阳和长安的铜器收来铸成更小的钱币，结果物价猛涨。

搬迁都城期间，董卓的部队把洛阳搅得天翻地覆，“把洛阳的几百万百姓全赶到长安去，士兵骑着马，拿着武器驱赶，人们你推我搡，又饿又抢，路上到处是死尸。董卓自己住在毕圭苑里，把皇宫、官府和老百姓的房子烧了个精光，二百里内啥都不剩。还让吕布去挖历代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坟，把里面的宝贝都搜刮走了”。

董卓一死，长安便陷入混乱，汉献帝在几位大臣保护下逃回洛阳，可眼前的洛阳城一片凄凉，宫殿几乎全被烧光，官员们只能在野草丛中找吃的，有的饿得丢了命，有的被乱兵杀害。

位于天下中心的河洛之地，既见证过王朝鼎盛时的辉煌，也承受过王朝衰败时的苦难。

三国那会儿，曹魏把都城定在了洛阳，河洛这片地方没怎么受战火波及，经济慢慢恢复起来，像洛阳、河内、河东、弘农这些郡县，都是曹魏搞屯田的关键地方。

可是，曹魏的统治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河洛一带豪门大族的代表司马家手里。西晋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朝廷里的高官显贵们过得极其放荡奢侈，司马家族的皇族成员间也是明争暗斗、自相残杀，结果就引发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

永嘉年间发生的变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头一回因社会动荡而出现的大批百姓往南方迁移。之后每当中原地区陷入混乱，战火连绵，总有士族和平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这些南迁的汉人常常心怀对中原故乡的思念，他们带着对故土方言、风貌、情感的深深眷恋，把生活、饮食、居住、婚丧等风俗带到了南方。

东晋和南朝时期，河洛文化的精髓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到现在，南方的很多地方都还以能传承河洛文化为傲呢。

2005年，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来到北大，他满怀激情地对大家发表了一番讲话，说：“在台湾，生活着原住民、客家人，我们多数人都是‘河洛人’的后代。”

河洛郎是中原那边人的自称，像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人、客家人，好多家族的祖宗都来自河洛地区，他们是西晋永嘉年间战乱、唐朝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变这些时候，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汉人。

南北朝那会儿，河洛那块地方在打了好些仗之后，又慢慢兴盛起来了。

北魏孝文帝想推动汉化变革，便打算把都城从接近草原地带的平城（现在叫山西大同）挪到河洛地带的洛阳。

北魏的当家人来自鲜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漠北，擅长骑马射箭，不过在占据中原后，有些鲜卑贵族慢慢被中原文化影响，改变了旧习俗，开始学习汉族文化。

另外，平城那个地方常常闹旱灾，粮食不是减产就是颗粒无收。有一年，从春天到夏天，平城一直被旱灾折磨得“地上连根草都不长”，孝文帝没办法，只好打开粮仓救济灾民，还鼓励大家去别的地方找吃的。

从战略角度讲，北方那些游牧民族老是往南来侵扰，虽说北魏在阴山山脉北边的边境安排了六个军镇，可平城那块地方还是躲不开游牧民族的威胁。

所以，主张改革的北魏孝文帝有了把都城迁到洛阳的想法。他对皇族大臣拓跋澄讲：“咱们国家是从北方兴起的，如今定都在平城，虽说地大物博，但文化和制度还没统一。这里适合用武力，不适合搞文治，要改变风俗习惯，实在太难了。崤山和函谷关一带是帝王之都，黄河与洛水之间是王者的居所，咱们就借此机会，把都城搬到中原去。”

拓跋澄也觉得河洛这地方适合作为迁都的好去处，他对孝文帝讲：“伊洛地处中央，是天下都该看重的地方。”

但北魏皇族里，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变法和迁都的举措，那时反对迁都的人可不少。

北魏孝文帝想了个推行迁都计划的好点子。太和十七年（也就是493年），他让人在黄河上搭起浮桥，又下令免了南迁路上各地要交的军粮，接着以南征为借口，带着百官和三十多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往南走。

抵达洛阳时恰逢夏天，连日阴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士兵们累得精疲力竭，不少人都打心底不愿再往南走了。大臣们围在孝文帝的车驾旁，恳请他别再南征，孝文帝于是下令，所有人先在洛阳驻扎，趁机“定下迁都的计划”。反对去洛阳的那拨人自然不高兴，可南征路上困难太多，他们心里发怵，只好跟着孝文帝到了洛阳。

第二年，孝文帝正式颁布命令，把都城迁到洛阳。

到这时，孝文帝顺利完成了迁都的计划，达成了以河洛地区作为政治核心的战略目标，还为北朝统一黄河一带，以及后来隋朝收服江南地区铺平了道路。

北魏覆灭后，分成了东魏和西魏，之后又变成了北齐和北周。后来隋朝接手了北周，往南打下了陈朝，让全国再次统一。

在各民族交融的大潮里，河洛文化在隋唐时达到了最繁荣的阶段。

西魏覆灭后，关陇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隋文帝杨坚作为这股势力的领军人物，把都城定在了关中，还修建了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隋唐长安城）。不过，他那时就察觉到关中自然环境变差了，所以对河洛一带很是向往。

公元584年，也就是开皇四年，关中地区遭遇了大饥荒，隋文帝便领着后妃、大臣和士兵等一大群人前往洛阳找吃的，在那里一直待到冬去春来，等过了粮食接济不上的难关，才又回到关中。

关中地区人多但耕地少，还常遭自然灾害，粮食大多得靠关东运来。隋文帝想通过改善漕运来缓解这个困境。他让人在蒲州、陕州等地招壮劳力，建了黎阳仓、河阳仓等存粮，还让建筑高手宇文恺规划，借渭河挖了条水渠，这条水路从长安城东一直通到潼关，全长三百多里，叫广通渠。

隋文帝坐上皇位后，好几次到东部去巡视，可一直没拿定主意要迁都。这项大工程，最后是由他那被人指责的儿子隋炀帝去实现的。

▲这是隋炀帝的一幅肖像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隋炀帝登上皇位后，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方士劝他搬到洛阳去住。章仇太翼抓住隋炀帝迷信这一点，上奏说：“皇上您是木命，而长安所在的雍州在五行里属金，金能克木，住那儿对皇上不好，不能长期住在长安。开皇年间就有童谣唱：‘修好洛阳好还晋。’皇上您之前被册封为晋王，这不正好应验了嘛。”

据史书记载，隋炀帝看了奏表后心里很难过，有了迁都的想法。

隋炀帝马上动身前往洛阳考察。他登上洛阳城外的邙山，朝南望着伊阙，感叹说：“这儿不就是龙门吗，为啥以前的王朝不选这里当都城？”旁边的大臣苏威赶忙说：“不是以前不知道，是专门等着陛下您呢。”隋炀帝听了特别高兴，当下就决定在这建都。

隋炀帝颁布了一份诏令，说要兴建东都洛阳城，说是为了完成隋文帝未竟的心愿，还再次强调洛阳地处天下中心的位置，诏令里说：“大隋开国之初，我就打算在怀、洛一带建都，直到现在……现在可以在伊、洛一带，着手兴建东都了。”

公元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尚书令兼东京大监杨素，还有将作大匠兼东都副监宇文恺等官员，受命去建造东京城。新洛阳城从原来的汉魏旧城往西挪了十八里，建在瀍河东边、涧河西边的地方，北边是巍峨的邙山，洛河则从城中穿过，河上搭了座浮桥，名叫“天津桥”。

整个城区分为三块：宫城（也叫紫微城）、皇城（也叫太微城）和外郭城。天津桥往北能走到皇城，往南则通向外郭城的丁鼎门，连接这两座门的大道就是城市的主干线，人们叫它“天津街”。

隋唐那会儿，洛阳和长安一样，都是国际上有名的大城市。唐朝人韦述说起河洛那片地方的地形时讲：“这地方的山川地势，自古以来，没有哪个都城能比得上。”

为了修建这项国家级的重大工程，隋朝的老百姓可是吃了大苦头，工期催得紧，活儿又重又多，几十万民工里，差不多一半都在运材料的路上累倒了，再也没起来。

隋炀帝当政期间兴建的另一项重要工程——大运河，其建造和洛阳城的规划有着紧密联系。河洛地区是隋唐大运河的核心地带。大运河向北延伸至涿郡（现今的北京市西南一带），向南则通到余杭（现今的浙江杭州市），整个大运河由四段构成，它以洛阳为枢纽，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河流串联起来。

东京洛阳城建成，大业五年时更名为“东都”。之后，隋炀帝有四年都带着大臣们在洛阳处理政事，这四年占了他当皇帝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但在其余日子里，隋炀帝却常顺着大运河到江都（现在的江苏扬州）游玩，或是领兵去攻打外族，他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把隋朝的国运都耗尽了。隋朝末年，被压榨得苦不堪言的百姓纷纷起义，心怀野心的军阀也趁机造反，最后，隋炀帝在他醉生梦死的江南被人杀害。

洛阳又一次被战火笼罩，可地处天下的河洛之地，一直让各路霸主心心念念。

唐朝刚建立那会儿，隋炀帝的表侄、唐太宗李世民好几次都提议要修缮洛阳城。唐朝是关陇集团的后继者，定都长安，但李世民在唐朝打天下的过程中和洛阳结下了很深的缘分，也很看重河洛地区的政治重要性。

打下洛阳城后，秦王李世民吩咐手下把洛阳的府库看管起来，又让房玄龄去收集洛阳剩下的那些书籍。看到隋炀帝在东都建的豪华宫殿，李世民不禁感慨：“这样放纵奢欲，不顾百姓，怎能不灭亡呢！”说完，他就下令把洛阳紫微宫里的乾阳殿给烧了。

嘴上说着拒绝，可身体却很实在地接受了。

公元630年，也就是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翻修乾阳殿，为的是以后出巡时使用。大臣张玄素觉得这跟隋炀帝当年的苛政没什么两样，所以坚决反对。唐太宗解释说，他翻修洛阳城是因为洛阳地处中心，各方朝贡的路途都相对平均，翻修是为了方便百姓。但为了不落个昏君的名声，他还是听取了劝谏，停下了工程。

唐太宗曾盼着重现洛阳的繁华景象，而这一心愿，后来竟由他的妃子同时也是儿媳的武则天达成了。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曾把国家的政治核心从关中地区迁到了河洛一带。

公元675年，也就是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到洛阳游玩时讲：“长安和洛阳，就像是朕东西两边的家。”他把洛阳改名为东都，并且先后七次前往东都，在那里待了整整十一年。这期间，唐高宗身体不好，处理政事有些吃力，就让武后一起参与决策，大臣们便把皇帝和皇后合称为“二圣”。

公元683年，也就是永淳二年的时候，唐高宗在洛阳因病去世，他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遗体能够运回李唐家族的根据地关中安葬。

新登基的唐中宗想完成父亲的遗愿，派人把父亲的遗体送回关中下葬。可那时在洛阳的陈子昂却写奏章劝阻。这篇写得极好的奏章里说，关中这几年灾荒不断，田地都荒了，壮年男子又要当兵又要服劳役，根本没能力供养护送灵柩的队伍，也无力修建宏大的陵墓。而河洛一带地势险要，景色优美，还有唐高宗已故儿子李弘的恭陵在那里，把高宗陵墓建在河洛，再好不过了。

陈子昂这次进言没能成功，唐高宗最后还是被安葬在了关中的乾陵，可唐中宗却没亲自去护送以表孝心，这是因为他头一回当皇帝才55天，就被他母后给废掉了。

后来继位的唐睿宗，也难以遮掩他母亲那强势的光彩。载初元年（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直接从李唐皇室手中夺过了政权，把都城定在了洛阳，国号也改成了“周”，历史上称为“武周”。

洛阳在武则天当政时，被称作“神都”。

有些研究者觉得，武则天执意要把都城定在洛阳，是因为她出身于关东的普通家族，并非关陇集团的一员，所以没必要把长安看得那么重要。

那位女皇帝把东都改叫神都，让洛阳的地位超过了长安，这也表明关陇集团开始没落了。

武则天想要换个朝代当家，急切地要在河洛地区推行新政策。

她把佛教的地位抬得比李唐皇室推崇的“自家亲戚”道教还高，自称是弥勒佛转世，要取代唐朝当皇帝，还在洛阳盖起了明堂和天堂。据史书说，明堂有三层楼高，大约88米，中间有根通天柱直通上下，而天堂更是壮观，足有五层，里面供着一尊大佛，光佛像的小指头就能让几十个人并排坐着，这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最大的一座木结构单体建筑。

她为了让关东的普通家族有机会提升地位，稳住天下读书人的心，就扩大了科举的范围，让更多人能通过考试当官，这样一来，新兴的普通家族就能进入朝廷做官，而那些老牌的豪门大族就渐渐衰落了，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为了表明自己革新除旧的正当性，武则天登上中岳嵩山举行封禅大典，把嵩山南边的嵩阳县改成了登封县，阳城县改成了告成县，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民间流传，武则天把长安的牡丹贬到了洛阳，这一下子让洛阳人开始疯狂地种牡丹、赏牡丹，后来就有了“洛阳牡丹天下第一”的说法。

武周王朝覆灭后，神都的那个辉煌时代也随之落幕，成了过往。

武则天离世后，当时已重登皇位的唐中宗决定，将她与夫君唐高宗合葬一处，并去除了她皇帝的称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乾陵朱雀门外矗立着一块没刻字的石碑，人称“无字碑”，恰似武则天的一生，功过是非，无法一言概之。

后来的唐朝皇帝尽管心里还惦记着河洛地区的经济文化昌盛，却都刻意和洛阳保持了一定距离。

某年，关中地区灾荒极为严重，而山东、江淮的粮食却久久未能运达。大臣们劝唐中宗搬到洛阳去，还美其名曰“出巡”，实则就是去讨饭。唐中宗听后火冒三丈，吼道：“哪有皇帝追着粮食跑的道理！”

唐中宗这次生气，不光是因为漕运出了问题，心里可能还对洛阳有些抵触。

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曾五次前往东都洛阳，可每次都觉得很厌烦。李隆基年少时在洛阳生活，那时他还只是个小皇孙，可因武氏掌权，他被囚禁监视，每日都过得提心吊胆，对洛阳实在没什么美好回忆。

唐玄宗第五次到洛阳巡视时，听从了京兆尹裴耀卿的提议，着手解决关中漕运难题，清理疏通沿途水道，让江淮地区的漕粮通过鸿沟运到河阴仓，再顺着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最后经渭河运到关中，这样关中漕运变得更顺畅，运的粮食比唐高宗时期多了十几倍。

唐玄宗自此没再去过洛阳，安心待在关中享受安逸日子。那时他极为器重的宰相，是那个表面甜言蜜语、实则心如蛇蝎的李林甫。天宝三年（744年），唐玄宗得意地讲：“朕近十年没离开长安，天下太平无事，朕打算安享清闲不理事，把所有政事都交给林甫处理。”

可十一年光景一过，渔阳传来的战鼓声，就把唐玄宗的繁华大梦给敲得粉碎，河洛大地也燃起了熊熊战火。

安史之乱让唐朝从极盛时期开始走向了衰落。

唐朝皇帝最后一次把都城搬到洛阳时，这个庞大帝国其实已经走到了末日边缘。

唐朝快结束的时候，河南有个叫朱全忠（也叫朱温）的军阀，强迫唐昭宗把都城搬到洛阳去。

此刻，唐昭宗身边早已没了依靠，一路上没有军队护卫，仅有十几个小太监跟着。刚到洛阳没多久，唐昭宗就被朱全忠的手下杀害了。朱全忠听说唐昭宗死了，装出特别震惊的样子，趴在唐昭宗的棺材上哭得昏天暗地，接着又立了个小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哀帝或者昭宣帝。

公元907年，也就是天祐四年，朱全忠在大梁（现在的河南开封）接过了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帝从洛阳传来的让位诏书。第二年，被逼退位的唐哀帝遭毒手身亡，到了后唐时期，他的谥号被改为“昭宣帝”。

唐朝从兴盛到衰败直至灭亡，最终在河洛之地落下了帷幕。

经过五个朝代的更迭变换，北宋选择在开封建立都城，同时把洛阳设为西京，着手修复自唐末以来屡遭损毁的河洛地区城镇。北宋年间，河洛一带人才济济，文化繁荣，洛阳这座西京，成了文人雅士和仕途不顺官员的聚集之所。

邵雍对《周易》深有研究，中年时在伊川隐居，晚年则定居洛阳。他一生倡导内圣外王的理念，主张以心为根本，认为天道（即天地之心）和人性（即圣人之心）本质相同，提出了独特的“性命之学”。他虽躬耕于田间，却隐于尘世，深受人们敬重。

邵雍晚年病得厉害的时候，关学的开创者张载赶到洛阳探望他，问邵雍：“先生您相信命运吗？我试着给您推算一下。”

邵雍回应说：“大家常说的命运，我不太懂，但要是说上天的安排，那我可就明白了。”

张载没办法，只能讲：“既然说是天命，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邵雍这辈子对象术特别在行，可他压根不信什么命中注定。活着的时候，他特意在洛阳伊水边上给父亲盖了房子，死了也紧挨着父亲下葬。

邵雍活着的时候，经常跟程颢、程颐这两位“二程”学者探讨学问。

程颢和程颐两兄弟长久以来都在洛阳生活，他们在这里写书教学、招收门徒。在官场上他们并不顺利，于是转而专注著书立说，提倡实行王道、推行仁政。他们围绕“理”字，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

程颐讲过：“咱们身边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物，每个物都有它的道理，就像火为啥是热的，水为啥是冷的。就连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它的道理在。”

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向程颐请教：“孟子所说的心、性、天，是不是同一个道理呢？”

程颐答道：“对。从自然规律来讲，这叫天；从人天生所具备的来讲，这叫性；从每个人身上体现的来讲，这叫心。”

二程提出的“理”，既在自然界中有所体现，也在人类社会里发挥作用，它既代表着天地万物运行的自然法则，也象征着统治阶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不过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邵雍、二程这些人创立的洛学，起源于西京洛阳，为宋明理学开了个头，这也是河洛文化对后来影响深远的一个表现。

到洛阳的落魄文人里，有北宋的著名大臣司马光，他因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便从东京开封辞官，到西京洛阳做了个闲散官职。

司马光在洛阳时，和同事们费尽心力，花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才编成了这部内容繁多的编年体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于洛阳倾心撰写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同时对河洛地区的历史风云也深有感触。他以一句诗概括了河洛这帝王之地的兴衰变迁：“欲知古今兴衰事，只需一观洛阳城。”

《史记》这部书，是汉朝的司马迁所写，由中华书局在1982年出版。

《汉书》由汉朝的班固所著，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

《魏书》作者为北齐的魏收，由中华书局于1997年出版。

《周书》由唐朝的令狐德棻撰写，中华书局于1971年出版。

《隋书》这部著作，是唐朝的魏徵所编撰，由中华书局在1997年出版。

《旧唐书》由后晋时期的刘昫撰写，中华书局于1975年出版。

《新唐书》由宋朝的欧阳修与宋祁共同编撰，中华书局于1975年出版。

《资治通鉴》这部书，作者是宋朝的司马光，由中华书局在2011年出版。

杨海中所著的《河洛文化图解》，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丁其善所著的《洛阳史话》于201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

郭绍林所著的《洛阳隋唐五代历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