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虎城遗孀病逝，临终前提出特殊请求，当地政府：同意

1949年冬天的西安城，还带着战火后的硝烟味。杨虎城被害的噩耗传来那天，张蕙兰拄着拐杖，硬是在寒风里站了半个时辰，没人敢劝。她只是低声念了一句：“虎城没了，家得留住。”话语轻，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旁人心口。

消息尘埃未落，她便开始张罗墓地。七亩荒坡，一锄一锄刨开，全是她亲手选下。有人劝说先缓缓，她摆摆手：“人走了，不能再让他漂泊。”那份决绝，透着关中妇人固有的韧劲，也让在场的石匠直吸凉气。

时间拨回到1916年。杨虎城带伤回蒲城疗养，住在老中医张养清家。12岁的张蕙兰正蹲在门口碾药，抬头看见这位军官，怯生生，却没躲。谁也没想到，一段命运的绳索悄悄打了结。

一年后，杨虎城前脚赴前线，母亲后脚就替他定下了亲事。迎亲那天，张蕙兰还是个不懂世事的童养媳，被婆婆亲自领进门，改口喊了一声“娘”。这门亲事来得仓促，她却没一句怨言，只是默默记下婆婆的吩咐：顾家，护人。

1921年，罗佩兰怀孕回乡待产。张蕙兰主动让座、敬茶、递水，张罗吃穿，甚至连洗脚水都抢着端。婆婆瞅在眼里，只说了四个字：“这闺女值。”关中老例，妯娌相处多有龃龉，而她们却结下真情，成了难得的姊妹。

第二年初春，罗佩兰产下长子拯民。杨虎城在榆林遭逢军阀掣肘，书信寥寥。张蕙兰挑了最穷最险的路，雇两顶小轿子，带着产妇和婴儿跋涉千里进榆林，途中险些被土匪拦截。到了军营，她转身便踏上返途，理由很简单：“家里还有老娘。”一句话，把责任与担当写得明明白白。

1926年西安围城时，她早已把全家人悄悄转进三原小院。镇嵩军满城搜捕，没有一个杨家人落网。后来有人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摇头笑笑：“兵马容易躲，烟火难藏，先稳婆婆，再稳孩子。”说来轻巧，却是拿命在赌。

罗佩兰病逝那年，杨虎城披麻戴孝亲自扯幡，引得关中父老侧目。身后操办一切的仍是张蕙兰。等丈夫再披战袍，她只撂下一句话：“娃我管，你打你的仗。”那声吆喝，硬生生把杨虎城的颓气扯了回去。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诱捕。张蕙兰在西安、延安两头奔走，陆续把六个孩子全送进革命队伍。蒋系特务盯得紧，她却有条不紊：白天纺线织布，夜里抄写家书，连邻居都弄不清她到底在忙什么。不得不说，这位普普通通的关中妇女，心思细密得像针脚。

1943年婆婆病故，她在棺底预先凿出两个空穴，叮嘱小叔：“迟早我和虎城还得给娘磕头。”别人听来怪异，她却笃定，这是晚辈分内的事。

转眼进到建国初期，西安陵园的砖瓦、碑石、植树，全由她一手操持。六年里，她既当总管又当苦力，夏天挥镐，冬天拢火。有人调侃：“一省委员跑来扛石头？”她听罢扯了扯衣袖：“少说空话，多搬两块。”现场多数汉子，自觉抬头也不如。

后来陵园交给政府，她才稍微松口气。生活依旧俭朴，井边洗衣，粗茶淡饭。有意思的是，她从不愿人拍照，理由简单：“照片是给后人看的，我没什么好看。”传下来仅存的几张影像，还是孩子们偷偷拍的。

1993年春，张蕙兰卧病在院。病榻旁，她轻轻拉住长子手臂：“娘想挨着虎城，怕资格不够，你们替我说说情。”一句话出口，兄妹六人泪湿衣襟。次日，申请文件递到陕西省政府，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

半个月后，新坟立成，墓碑上刻着“陕西省政协委员张蕙兰”。熟知内情的人都懂，这不是忘了她的身份，而是一份别样的敬意——一生不居功，一世在幕后，如今也要低调地守在丈夫身边。晚风拂过碑前松柏，枝叶无声，正合她素日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