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清朝派出了一批留学生，最终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32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1872年，清政府开启了自己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1880年，因为担心幼童们西化严重，再加上部分幼童剪掉长辫，信奉基督教。清廷发布上谕，要求李鸿章等人严查赴美幼童中私自信奉基督教的情况，若有信教的幼童，即刻撤回国内。

甭管后人怎么评价李中堂，但在清末搞洋务的诸人中，李无疑是眼光最为长远的。

当年支持幼童出洋的曾国藩已经去世，只剩下李鸿章苦苦支撑。中间遇到经费紧张，朝廷难以拨付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费用，李都是从自己的北洋军费中抠出来继续支持留学事业。

可以说，这个大清国的裱糊匠在用自己的努力，希望能为大清再培养出一批小裱糊匠，来维系这个风雨飘摇的朝廷。

只不过这一次，他长达近十年的坚持，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面对朝廷要求终止留洋事业的上谕，李鸿章选择了折中的处理方式。他奏请总理衙门，建议采取“半撤半留”的办法来善后。即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学生；已进入大学和毕业在即的学生，可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等毕业后再令回国。

这不失为一个曲线救国的法子，至少能让那些即将完成学业的学生掌握到完整系统的知识，而不至于功亏一篑。

但是他还是高估了朝中诸人的底线。当年选派幼童留学时，恭亲王奕䜣就竭力希望安排八旗子弟参与。在他眼里，汉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满人才是自己人。

但很可惜，那些他寄予厚望的皇亲贵胄们只知道提笼逗鸟，根本没人愿意远赴重洋，无奈之下，奕䜣才算同意让汉人的幼童赴美求学。

这次的剪掉长辫事件，给了奕䜣很好的契机。很快，总理衙门在奕䜣的授意下就做出了最终决断，撤回所有留美幼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

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在晚清的朝堂上，无知、内斗和猜忌，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如此的怪像。凡是好事，总是推行的犹犹豫豫；但凡坏事，又总能决断的直截了当。

一个王朝覆灭前的沉沉暮气，在裁撤留美幼童回国一事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下令全体留美幼童及相关官员尽速回国。随后，幼童分三批启程，被集体遣返。

中止学业，半途回国，让幼童们十分痛苦和失落。但是能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见到久别的亲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这种痛苦，让他们有了一份别样的期盼。

然而，任谁也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不是微笑和拥抱，反而是冷眼和嘲笑。在岸边等待他们的，不是亲友，而是冷冰冰的清朝士兵。

为防止幼童逃脱，他们被全程严格监管，集中送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这里已经废弃十年之久。到处长满了青苔，断壁残垣，霉气熏鼻。而就是这种地方，成为了幼童们归国的第一站。

这些人可都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是繁荣富强的种子，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在自己的祖国，他们反而被当成了背弃国家的“叛徒”，他们背叛了清帝国的传统文化，背叛了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假洋鬼子”，是有害于社会的人，是无益于国家的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监管，必须接受再教育，必须“改邪归正”。

对于这种怪相，《申报》的评论一针见血：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这些被清廷伤透了心的幼童们，最终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愚昧的清政府。1911年，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在该年被任命为清廷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

唐绍仪对清政府的观点很简单也很直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

然而对清政府没有好感，并不影响这些学成归来的孩子们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容揆在晚年时曾撰文评价出洋肄业局。他说：“如果要判断一棵树的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它果实的价值。”

那么出洋肄业局这棵大树究竟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呢？这里面硕果累累，最丰硕的那一枝，要从一个人讲起，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慈禧被迫不得不同意实行新政。而这也就给了那些熟悉西方事务和科技的留美幼童们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

各地督抚推行的新政中，当属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新政最为成功，是全国的标杆。而袁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大量地延揽当年的留美幼童为其所用。

这些在袁身边协助他的幼童中，最出名的当属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唐绍仪。

唐绍仪熟悉国际法条，精于外交事务。1903年，英国入侵西藏，唐代表清廷赴印度与清廷谈判。唐的出马一改以往清政府官员的颟顸与无知，他言辞犀利，思维敏捷，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唐还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

曾经把持中国海关税收多年的英国人赫德，第一次体会到了大清官员的厉害，不得不收敛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

唐绍仪虽为清廷办事，但是留美的七年经历早已经让他深深接纳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

在谈判中，唐很快就同孙中山等人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清廷腐败，不足保全，勠力同心，推动共和。可以说，在逼迫清帝退位一事上，唐绍仪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清廷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当年自己花钱送出去留学的孩子，成人后却成了为自己送葬的掘墓人。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而深受袁信任和重视的唐绍仪则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然而，大权在握后渐渐习惯了独断专行，乾纲独断的袁世凯和从小接触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绍仪在政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两人渐行渐远，志向抱负难以伸展的唐愤而提出辞职，此时距他担任内阁总理仅仅三个月。

除了唐绍仪，袁世凯当年麾下的留美幼童还有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甚至名气还要大过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

清朝末期，英俄等国纷纷在中国修筑铁路，铁路的便利使得各国能够疯狂窃取铁路沿线利益，给国家安全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

然而，中国人只能干着急，毕竟，铁路在当时是妥妥的高科技产品，中国根本没有人会修。

张家口位于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道之上，历史上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在经济方面也是北京沟通内蒙的商贸必经之路。同时清廷为了加强同蒙古王公的联系，也急需改善交通，修筑京张铁路。

这条铁路也引起了列强的注意，英国和俄国为了争夺筑路权争吵不休。最终英国援引沙俄当年同李鸿章签订的密约中“长城以北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为理由，刁难起了清政府。

既然不能由第三国承建，那么就清朝你自己修，这样我们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就都没有意见了。

英国人的算盘打的很好，反正你中国没有能修铁路的工程师，到最后还是得来求我。那时候，条件可就由得我来提，而且俄国人也就没有理由插手了。

然而千算万算，他们算漏了一个人，詹天佑。

詹天佑是当年第一批的留美幼童，因为去得早，所以在清政府决定中途裁撤出洋肄业局的时候，詹天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从耶鲁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毕业，是仅有的两名完成大学学业的留美幼童之一。

归国后，他一直致力于铁路事业，之前已经完成了总长43公里的新易铁路的修筑。在同样是留美幼童，时任管内外铁路总办的梁如浩举荐下，袁世凯决定让詹天佑负责京张铁路的建设。

京张铁路沿线地形复杂，总长更是达到了200公里，远非新易铁路能比。如此艰巨的任务，作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却丝毫没有退缩。顶着西方列强的嘲讽与觊觎，直面八达岭等路段的险峻路况，詹天佑带领中国施工队，靠着大锤、十字镐、钢钎等落后工具展开了京张铁路的施工作业。

1909年8月11日，京张铁路提前两年全线通车，这条中国人自主成功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获得了多项成就：开凿了居庸关、八达岭的隧道；自主创新在关沟山腰处修成人字形轨道；采用中国自行研制的水泥并成功筑成石料旋桥等。这些当时在国际上引发巨大反响，极大鼓舞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詹天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潜力。时至今日，这种精神依然被一代代的国人所传承，所发扬。

10年前的2015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发誓要攻克高端产业，摆脱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避免被列强在技术上卡脖子。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对之嗤之以鼻。

那么结果呢？我们当初定下的目标是2035赶上德国，2045接近美国。而现在仅仅过去了十年，当初的260多个攻关项目，已经完成了86%。核电、航天、造船全面突围，从追赶者一举变为了领跑者。

除了光刻机等少数项目，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搞定了大部分的高端制造。詹天佑当年拜师求学的美国，现在也不得不把我们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公平的对待。

而这又何尝不是那一个个遍布各个领域，闷头搞科研的“詹天佑们”的功劳呢？

不过你若认为当年被袁世凯提拔起来的留美幼童只有唐绍仪和詹天佑，那就大错特错了。

还有一位叫蔡绍基的，就是当年在哈特福德高中演讲时候，慷慨激昂地说出：“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这句话的少年，多年后，他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

对了，北洋大学就是现在响当当的985名校，天津大学的前身。

无独有偶，像蔡绍基一样，投身教育事业的留美幼童还有唐国安。

1908年，中美就退还部分庚款的事项达成协议，约定好从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选派100名留学生，第5年后，每年不少于50名，持续32年，退还部分的款项，用以支持每年的留学事务和人才费用开支。

为此，清政府设立了留美预备学堂，由唐国安负责。而这个学校今天有一个极其响亮的名字，清华大学。

唐国安则是清华的首任校长。

除了这些名闻遐迩的大人物，留美幼童中还有许许多多同样优秀，为了国家和人民毕生奋斗，却声名不显的英才。

李恩富，是留美幼童中的语言天才，他在以语言教育著称的霍普金斯学校中以总分第一毕业，被耶鲁录取。

中断学业归国后，李恩富通过传教士的协助，再次回到美国完成学业。他毕生致力于让西方了解中国，改变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

1887年，李恩富在波士顿出版英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童年》，这是华人第一次在美国出版英文图书。

李恩富在美国的事业很成功，也收获了爱情，同一位漂亮的美国女士结了婚。19世纪末，因为华工大量涌入引发了华人同当地人的冲突，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反华情绪高涨。

面对此种形势，李恩富以记者的身份四处演讲并撰文，为在美华人发声。面对“中国人必须滚开”的口号，他写出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人必须留下》来硬刚。

他尖锐的批判美国对华工的不公待遇，指出种族歧视与暴力违背美国立国精神。李恩富在文中质问：“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种的吧……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

李恩富的举动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而他的婚姻也因此而破裂。

后来的李恩富虽再次结婚，但暮年的他还是心系故土，选择了在66岁孤身返回祖国。最终在1938年病逝于香港。

在去世前，他写给了在美国的友人一封信，信中说道：“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一位老人，在美国有妻有子，却非要孤身选择回到祖国面对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这是一种多么深的热爱，多么厚重的感情啊。

这些当年留美的孩子们，即使他们穿着洋装，喝着咖啡；即使他们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他们始终留着中国的血脉，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留美幼童的故事讲完了，正如容闳的那句话，“如果要判断一棵树的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它果实的价值。”

事实证明，这棵树不光有价值，而且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在她累累的果实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包括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进入海军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他们缔造的伟大事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颗当年容闳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种下的大树早已枯萎，但是她留下的那些种子，结出的那些果实却早已经遍布祖国各地，成为了一段无法磨灭的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