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伯承几乎失明，杨得志懊悔万分：我当初对刘帅下过逐客令！

197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复兴路的医院里还弥漫着药水味。杨得志推门而入，看到病床上双目缠着纱布的刘伯承，脚步蓦地停住。短短几年未见，昔日沙场运筹的“军神”已分辨不出光线。杨得志摘下军帽，声音压得低低的：“首长，我来看您。”刘伯承听音辨人，微微点头。两人沉默良久，病房外的白杨树枝影晃动，像是在诉说往昔风雷。

刘伯承的眼疾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他在重庆遭枪击留下后遗症，左眼几乎报废；抗战时期又因弹片伤到右眼视网膜。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教学与筹划工作逼得他只能靠大量滴眼液支撑。1956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连续三晚通宵修改《苏军坦克作战条令》译稿，灯光刺得双目血丝密布。身边警卫提醒他休息，他挥挥手，只留下四个字：“时间不等。”

转年八月，形式主义苗头已现。刘伯承一封致全院教师的信点出关键：苏联经验不能原封照搬，必须同中国山河配套。信发出后，学院里有人理解，也有人迟疑。刘伯承很快因胃溃疡转往上海疗养，主持日常工作的廖汉生等人夹在“学苏”与“改土”的夹缝中，没有把信中的警示落到细处，于是1958年春天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南京军事学院挨了通报批评。

那场会议在北京西山举行，会场挤进一千多名军队干部，灯火通明到凌晨。刘伯承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到场，他面色蜡黄，却笔直站立。检讨整整三十分钟，他把教学失误的前因后果兜底揽下，声声自责。将校们听得鼻酸，掌声在会场里潮水般回荡。叶剑英随后发言，强调刘伯承“功大于过”，并指出“学而不化才是教条，取其精华是大道”。这段话像一道闸门，令舆论转向，也让刘伯承暂避更大的风浪。

时间推进到1962年。中印边境炮火隆隆，中央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首的前敌指挥机构，刘伯承受命负责整体作战构想。参谋们回忆，他常在地图前一站就是数小时，手杖点着怒江、康藏高原、克什米尔走廊，演算部队机动时间。最终，反击战二十八天结束，我军以极少伤亡夺回实际控制线，刘伯承的筹划功不可没。

战后，长期透支让他的双目迅速恶化，白内障、视网膜脱离轮番袭来。1964年初夏，他仍坚持飞赴哈尔滨、佳木斯等地考察边防，回京时已需人搀扶。周恩来当即批示医疗权威立案治疗，但两年后，十年风暴骤起，刘伯承对公共事务的掌控空间被急剧压缩。他请示离京休养，目的地选在济南——那里有老部下杨得志，又有相对安静的疗养院。

1967年仲春，济南街头政治标语铺天盖地，各类串联队伍昼夜不息。杨得志的处境愈发紧张，他日夜担心老首长安危。终于一晚，他推门进屋，嗓音沙哑：“首长，这里真的顾不上您了，还是先去别处静养吧。”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李卫公问对》，拍了拍杨得志的胳膊：“记住，部队要稳得住。其他的，我心里有数。”闻听此言，杨得志心如刀绞，却只能安排专列，护送首长南下南京。

南京的空气潮润，对眼疾并不友好。许世友得知消息，立刻命令军区总医院抽调专家。两位老帅时常窗前对坐，许世友递烟过去，刘伯承笑答：“戒了，眼睛不好。”言罢，两人默默举杯，以茶代酒。1972年，病情恶化到几乎全盲，医生建议停用强光刺激，房间里常年拉着厚帘，只有窗缝透进一缕微光。

也是那一年，杨得志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工余之际，他托人四处寻找合适的国外药物，但神经性视网膜萎缩没有逆转可能。1975年，他先后两次请假南下，却被“形势”耽搁，直到当年春天才得以进入病房。看着刘伯承的纱布，他喉咙哽住，最后挤出一句：“我当年若是多留您在济南，也许能早点治。”

那句悔语不时回荡在他脑中。后来，杨得志谈起此事，常用“债”字形容，欠首长的不只是情分，还有对老兵安全的责任。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四岁。讣告发表那天，杨得志写下一封悼词，提笔却又搁下。他对秘书只说了一个词：“惭愧。”秘书问缘由，他摆手：“烽火过后，人各有命，我却始终记着那一晚的逐客令。”

历史留下的，不只是功勋表上的数字，更是将帅之间那种刀尖雪染的信义。刘伯承以一双饱经硝烟的眼睛换来后辈安稳，而杨得志的自责，则映照着军中义气的另一面。失明之前，刘伯承常对学生说：“视线模糊不要紧，战略上得看得远。”这种不依赖光亮的洞见，至今仍为后来者反复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