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如何驱动人类演化？

作者｜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

哈佛大学人类演化生物学系教授、主任，前加拿大文化、认知与演化领域首席研究员，研究主题包括文化学习、文化‒基因协同演进、大规模合作等。在方法论上，他将人类学的民族志工具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实验技术相结合，在亚马孙、智利和斐济等地区开展长期考察。

当政治家、首席执行官、将军或经济学家在设计新的法律、组织、反恐计划或政策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一些关于人性的隐性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来自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个人反思，以及我们文化中的民间信仰—这似乎源于一些启蒙哲学家的设想。这样的假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2003 年美国在伊拉克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许多人认为，一旦伊拉克人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压迫，并从美国和欧洲引进崭新且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就会迅速适应这些制度，并开始像俄亥俄州人一样行事。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也许是因为新的正式制度和组织必须符合当地人的社会规范、非正式制度和文化心理。为了减少腹泻、疟疾或性传染病等疾病，公共卫生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只要人们掌握了一些事实，他们就会以明智的方式行事，比如使用厕所、勤洗手、睡在蚊帐里以及使用避孕套等。然而，从经验上看，向人们提供“事实”或“教育”根本不起作用，部分原因是，我们是选择性的文化学习者，我们演化出了获取实践经验并对社会规范做出反应的能力。对信息与提供信息的人的设计才至关重要，而迷你因果模型（“事实”）仅仅是次要因素—它只是用来支持所有已被接受的行为方式或社会规范。

在海法，一些托儿所希望家长能按时接孩子。其中6家托儿所根据典型的经济学处理方式，对迟到的家长进行了罚款。如果人们对激励措施做出反应，迟到的家长应该因为会被罚款而减少。然而结果是，迟到家长的比例翻了一番。罚款措施于12周后被撤销，在那之后，迟到家长的比例并没有回到罚款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罚款让事情变得更糟了。罚款显然改变了隐性的社会规范，让迟到变成了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而不再是违反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责任，从而引发羞耻、尴尬或对工作人员的同情的行为。想让事情变好的话，我认为要采取另一种方式：以明确的社会规范强化人际交往中的义务，并且增进家长与托儿所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上述失败背后的基本假设是，作为人类的我们，以相似的方式感知着世界，想要相同的东西，基于我们的信仰（关于世界的“事实”）追求这些东西，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新的信息与经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假设都不正确。在第十四章中，我们看到东亚人的感知判断与欧美人不同，每个群体都会在对方不觉得困难的感知任务中遭遇神经层面的挑战。在第八章中，我讨论了安吉丽娜·朱莉的手术是如何以及为何让从英国到新西兰的女性为了做基因检测而涌入自己国家的医疗系统，尽管这样做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没有增加有关乳腺癌或基因检测的知识。我们还看到在同样的走廊里“被撞”后，在美国南方腹地长大的人会被激怒并随时准备进行暴力攻击，而北方人则并不会放在心上。北方人看起来不太能预测自己班级里南方同学的行为，除非他们在南方度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曾看到社会规范变成了自动的、直觉性动机，直接融入我们的大脑。

一旦我们将人类理解为一种文化物种，设计那些新的组织、政策以及制度的工具箱就开始变得截然不同了。这里总结了本书中的8个观点。

1. 人类是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者，他们可以从群体中的其他人那里获取想法、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动机以及世界观。为了专注于文化学习，我们使用声望、成功、性别、方言以及种族等线索，特别关注食物、性、危险以及违反规范等特定领域。我们尤其会在不确定、有时间限制以及有压力的情况下这么做。如果你对文化学习的威力还有疑问，请回想一下第四章中模仿名人自杀的案例吧。

2. 但我们也不是傻瓜。在采纳代价昂贵的实践或非直觉式信仰，诸如食用奇怪的食物或相信来世时，我们要求可信性增强表现。我们的示范者必须承受一些代价，比如极度的痛苦或者巨大的经济损失，以此来证明他们对这些信仰或实践的坚定承诺。可信性增强表现可以将痛苦转化为快乐，让牺牲变成最有力的文化传递方式。

3. 人类是地位的追求者并且强烈地受到声望的影响。但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一点是，哪些行为和动作可以带来较高的声望。人们会授予勇猛的战士或温柔的修女以巨大声望。还记得说服古罗马富豪将自己的财产施舍给穷人的圣安布罗斯吗？他主张只有通过慷慨奉献才能证明自己配得上天国。当然，在开始这项活动之前，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出去了（一种可信性增强表现）。

4. 我们习得的社会规范往往伴随着内在的动机与世界观（引导着我们的注意力以及记忆），以及评判和惩罚他人的标准。人们的喜好与动机并非一成不变的，一个设计精良的计划或政策可以使人们心中可取的、必然的、直观的东西发生改变。

5. 当社会规范与我们的内在心理挂钩时，它们会变得特别持久且强大。比如，要求对外来者一视同仁的社会规范肯定要比那些要求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的规范难推行得多。本书讨论了那些与我们的先天心理紧密相连的规范，包括对近亲的偏爱、对乱伦的厌恶、对互惠关系的偏好、对腐肉的排斥以及对伴侣关系的渴望。正如我们所见，仪式也在文化上得到了发展，有力地利用了我们的许多先天心理。

6. 创新依赖于集体智慧的扩张，而集体智慧的扩张则依赖于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它们所塑造的心理。这种心理能够鼓励人们自由创作，分享和重组新的思想、信仰、观点和实践。

7. 不同社会拥有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制度、语言和技术，因此拥有不同的推理方式、思维启发法、动机以及情感反应。从其他地方引入并强加于一个地区群体的新型制度，往往会不适配。其结果是，这种强加的正规制度运作起来与原来相比大相径庭，甚至压根儿不起作用。

8. 人类不太擅长有意识地设计出有效的制度与组织，尽管我希望在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和文化演进后，这方面可以得到改善。在那之前，我们应该从文化演进的“剧本”中吸取经验，设计“变化与选择系统”，让不同制度或组织形式相互竞争。我们可以采用成王败寇的原则，并有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接受一种崭新的演化科学，一种聚焦于心理学、文化、生物学、历史与基因之间的丰富互动与协同演进的科学。至今很少有人踏上这条科学之路，我们在前行中也必将遭遇许多障碍与陷阱。但是，它有望引领我们开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探索尚未被开发的知识领域，去认识一种新型动物——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