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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二战时期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站站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1893-1969)的回忆录《德国地下抵抗运动》(Germany’s Underground),是“让历史感同身受”丛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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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1941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为二战情报工作做出突出贡献。该书是作者派驻瑞士期间与德国反纳粹人士进行联络、策划以及对德情报工作的回忆录。由于绝大多数反纳粹人士都被纳粹政权处决,资料被销毁,欧战胜利后,作者随即进入德国,为写作本回忆录专门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更加凸显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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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负责欧洲战场情报工作的杜勒斯
杜勒斯的传奇一生
艾伦·杜勒斯,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1916年进入外交界,先后在驻维也纳、伯尔尼和伊斯坦布尔使馆工作,出席过巴黎和会,1922年任国务院近东处处长。1926年开业为律师,后成为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在1935年坚持关闭了该事务所在纳粹德国的业务。
20世纪2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初,杜勒斯兼任国际联盟军备限制事务法律顾问,曾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英法等国领导人会晤。二战前夕,杜勒斯成为共和党内“干涉主义”的代言人,会同《外交事务》主编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写了两本书呼吁放弃“孤立主义”;并成功帮助许多德国犹太人逃往美国。
1941年12月,杜勒斯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选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建立在欧洲活动的美国谍报网,与德国地下密谋组织进行联系,收集大量关于纳粹德国的情报。1945年3月策划“日出行动”,推动意大利境内德军投降,曾引起苏联的不满,史称“伯尔尼事件”。
战后杜勒斯继续在欧洲从事情报活动,先后任战略情报局柏林站、波恩站站长,直到1945年10月该局撤销。1948年任负责改革美国情报系统的三人委员会主席。1951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任副局长,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曾参与沃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
主政欧洲战场情报工作
就在德军封锁法国与瑞士边界前几个小时,杜勒斯作为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的负责人,以公使利兰•哈里森特别助理的官方头衔,于1942年11月8日乘火车抵达伯尔尼。他住在绅士街23号,该处毗邻一个葡萄园,访客在夜间来去自如也不会被发现。艾伦•杜勒斯的首要任务是“查清楚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关于军备、补给、士气和战略意图的常规情报之外,美国政府还想知道“在德国有谁真正反对希特勒政权,以及他们是否在积极努力推翻它。”瑞士的情报来源很丰富。这些情报除了来自普通间谍和叛国者之外,还来源于流亡者、侨民、基督教会的工作人员、商人、中立国或德国卫星国的外交官以及希特勒政府的反对者。
作为同盟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德国自然吸引了杜勒斯的大部分注意力。他最好的情报来源是他的德裔美籍助手格罗•冯•舒尔茨-加韦尼茨;三名德国军事情报特工(隶属军事情报局“Abwehr”),分别是汉斯•贝恩德•吉斯维乌斯、爱德华•韦特申和西奥多•斯特伦克上尉;一名商人,爱德华•舒尔特;还有德国外交部官员弗里茨•科尔贝。科尔贝是一个十分狂热的反纳粹分子,虽然曾遭到过英国人的断然拒绝,但他仍一直积极提供情报。他别无所求,只希望反纳粹势力能彻底击败希特勒。从1943年8月起,他成为杜勒斯了解德国军事、政策以及德国与土耳其和日本关系等方面的最丰富的情报来源。
杜勒斯对德国的抵抗运动最感兴趣,于是他从左派、保守派和军方的反抗者那里搜集并获取了详细情报。他发现,德国的确有一个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它由各种不同的团体发展而来,最终实现了行动上的统一,并深入到了军队和政府中的重要部门,包括专业人士、教士、劳工领袖以及各条战线上的高级指挥官等都参与其中,即便是陆军元帅隆美尔和冯·克鲁格这样的人,最后也成了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分子。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平民和军人,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道德品格,他们并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同希特勒主义作斗争。
1944年7月20日,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在那天,一群德国人最后一次孤注一掷,他们试图用炸弹在东普鲁士代号“狼穴”的指挥部刺杀希特勒,并且建立一个铲除掉所有纳粹分子的政府——如果这样都无法向盟军要到更好的谈判条件,那么这个政府甚至愿意无条件投降。在“7.20计划”实施的前几个月,杜勒斯一直与那些密谋在德国铲除纳粹分子、推翻纳粹政权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信使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瑞士和德国之间来回奔波,他们通过杜勒斯发展起来的秘密渠道,将含有这些密谋者最新进展的情报传递到杜勒斯手中。这些信使中的最后一人再也没有回来,他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处决了,但正是他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所有除掉希特勒的计划都已准备充分,而且执行计划的密谋者们也已准备就绪。7月13日,杜勒斯从瑞士首都伯尔尼用无线电告诉华盛顿总部,那些密谋者给他发来消息——“接下来的几周,将是我们证明德国人民决心将希特勒及其党羽从德国彻底铲除,并建立一个正常化政权的最后机会。”
杜勒斯的主要情报员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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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韦尼茨(左)正在与杜勒斯研究关于意大利德军的情报。格罗•冯•舒尔茨-加韦尼茨(Gero von Schulze Gaevernitz,1901-1970),德国经济学家,二战时期杜勒斯的重要助手。1945年2至5月,在瑞士促成驻意大利北部上百万德军投降的代号“日出行动”的谈判中,加韦尼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荣获美国自由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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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贝恩德•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1904-1974),德国外交官、情报官员。1933年加入内政部,在新组建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部门任职,后参加反希特勒密谋活动,秘密收集纳粹罪行的证据,并尽力遏制希姆莱和党卫军势力的扩张。二战爆发后进入德国军事情报局工作,协助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继续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参加了与梵蒂冈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反纳粹秘密会谈。1940至1944年任德国驻瑞士副领事,担任前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和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德勒等反纳粹首脑人物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负责人、本书作者杜勒斯之间的联络人。回国后遭盖世太保拘押调查,后被释放。
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吉斯维乌斯躲藏在未来的妻子、瑞士人格尔达•伍格家里,一直到1945年1月,在杜勒斯和瑞士政府的帮助下,借道西班牙逃往瑞士,是少数活到战后的反纳粹人士之一。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成为关键证人,为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等人的定罪提供了重要证据,并为前经济部长、经济学家亚尔马•沙赫特辩护,后者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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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斯特伦克(Theodor Strünck,1895-1945),德国律师,地下抵抗组织骨干成员。早年在保险公司做律师,同情纳粹运动,但是纳粹党上台后转而反对它的残暴统治。1937年加入预备役部队,开始在军事情报局特工、反纳粹地下抵抗运动成员汉斯•奥斯特手下工作,与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卡尔•戈德勒保持联络,并在自己家里举行抵抗组织的秘密会议,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炸弹刺杀希特勒的密谋策划活动;8月1日被逮捕,10月10日被纳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关进弗洛森堡集中营,1945年4月9日与卡纳里斯、汉斯•奥斯特等人一起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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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1891-1966),德国著名企业家,最早向盟国发出警告并向世界讲述纳粹对欧洲占领区犹太人进行系统性大屠杀的人之一。1926年,35岁的舒尔特成为吉舍矿业西里西亚公司(Giesche's Erben)的总经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舒尔特与政府和军方高层均有联系,掌握了不少重要情报,并经常前往瑞士苏黎世,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艾伦•杜勒斯、德国驻瑞士副领事吉斯维乌斯均建立了联系,同波兰和法国的情报机构也有联系。
1942年,舒尔特听说了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最后方案”,7月份告诉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瑞士代表格哈特•里格纳(Gerhart M. Riegner),8月份里格纳拍电报给盟国进行了报告。1943年,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秘密活动,在军事情报局特工爱德华•韦特申的通风报信和协助下,舒尔特12月2日携妻子逃亡瑞士,但他的两个儿子仍留在德军中作战,其中一个丧生。战后舒尔特保持了沉默,里格纳也一直拒绝透露是谁向他提供了信息,因为这是“那个人向我提出的唯一请求”。
弗里茨•科尔贝(Fritz Kolbe,1900-1971),德国外交官,著名盟国间谍,反纳粹人士。早年以民工身份参加了一战。1925年3月进入外交部工作,10月被派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直到1936年1月。此后又先后派驻波兰和南非,由于科尔贝拒绝加入纳粹党,因而一直得不到提拔。因能力出色,1941年科尔贝被分配到外交部派驻军方的联络官卡尔•里特(Karl Ritter)手下工作,负责判读驻外大使们发回来的外交电报,并挑选重要情报以及摘录国外媒体重要消息给里特。
由于受到反纳粹组织“星期三社团”成员、著名外科医生、陆军总医师费迪南德•索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的影响,科尔贝从1941年起积极投入到反纳粹的活动中,因为认识到自己手上情报的重要性,他在当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参战前夕,曾试图与数日后就被关闭的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取得联系。由于不喜欢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科尔贝不久后再次申请外派到挪威、南非,期间利用空白护照帮助了不少犹太人逃离德国,并给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和“自由法国”运动传递情报,其中有些情报被转送给伦敦。1943年,外交部一位同样反纳粹立场的同事将科尔贝安排到重要的外交信使岗位,为其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同年8月19日,科尔贝携带外交包裹前往瑞士伯尔尼,起初试图向英国大使馆提供油印机密文件,但遭到英国人拒绝,于是科尔贝又转向了美国人那里,他们决定给他一个机会。科尔贝的代号被称为“乔治•伍德”(George Wood),接头人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艾伦•杜勒斯,到战争结束时,科尔贝将1600份文件交给了杜勒斯,内容包括:德国对盟军D日登陆地点的判断、V型导弹项目、Me-262喷气式战斗机项目、日本在东南亚的计划、曝光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德国间谍“西塞罗”(Cicero)。科尔贝被中央情报局描述为二战期间最重要的间谍,杜勒斯曾写道:“乔治•伍德不仅是我们关于德国的最好消息来源,而且无疑是任何情报机构都有过的最好的特工之一。”
科尔贝从未因其秘密工作获得过任何报酬,他称自己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不幸的同胞,尽早结束战争,帮助集中营的犯人免遭更多痛苦。”战后,科尔贝在德国被大多数人视为叛徒,备受鄙视和憎恨。1949年,科尔贝试图在美国定居,但找不到合适工作;1951年申请重返德国外交部工作也未成功;最终找到一个美国电锯制造商代表的工作。2003年,记者卢卡斯•德拉特(Lucas Delattre)为科尔贝撰写的传记在法国出版;2005年出版英译本《第三帝国心脏的间谍:二战美国最重要间谍弗里茨•科尔贝的传奇故事》(A Spy at the Heart of the Third Reich: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Fritz Kolbe,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Spy in World War Ⅱ)。2004年,德国外交部成立了一座以科尔贝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其工作得到外交部正式认可。2005年,科尔贝被列入建在施陶芬贝格上校被处决地点旁边的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
研究德国地下抵抗运动的经典专著
“欧洲胜利日”之后,杜勒斯被派往德国工作,这让他有机会对地下抵抗运动的整个密谋计划和参与者展开广泛深入的走访、调查。“7.20”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希姆莱动用盖世太保所有的资源和手段,追捕任何一名被怀疑是同谋的人,处决了数千人,但总有那么一些人活了下来,其中有一些后来成为了杜勒斯的朋友。此外,纳粹分子在毁灭可能指证他们的人方面,往往比销毁书面证据做得更加彻底。因此,盖世太保的档案、对这些密谋者审判时的速记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来源,都能够提供有关这些密谋计划和参与者的生动细节。还有许多事实也被记载到了纽伦堡审判的法庭记录中。为了写作本书,杜勒斯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
1946年,瑞士出版了德国地下抵抗组织内部人士的三份主要记录: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1938年到1944年期间写的日记;汉斯•贝恩德•吉斯维乌斯撰写的关于政治警察局和军事情报局内部情况的报告;以及法比安•冯•施拉布伦道夫以东线中央集团军群的海宁•冯•特莱斯科夫上校身边的抵抗组织视角所写的报告。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抵抗组织的情报,特别是在首轮审判主要战犯时,人们收获颇丰。
杜勒斯的记录在1947年首次出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部分原因在于它所包含的情报远远超出了上述来源。杜勒斯能够利用到战后两年发表的记录、纽伦堡审判的材料和一些未发表的记录,例如德国外交部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凯塞尔的记录,以及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处以绞刑的赫尔穆特•冯•毛奇的遗孀芙蕾雅•冯•毛奇的记录,还有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人民法庭”档案中的材料。多年来,杜勒斯的书一直是人们了解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某些方面情况的主要来源,它记述了雅各布•沃伦伯格与反希特勒平民领袖卡尔•戈德勒的遭遇。此外,书中还披露了被“人民法庭”处以绞刑的普鲁士财政部部长约翰内斯•波皮茨的活动细节,在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遭受重创后,怀有二心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推翻希特勒,只要能和盟军达成协议,而波皮茨在这场谈判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1943年5月,希姆莱首先通过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与德国境内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支持他铲除希特勒并亲自掌权。1943年4月,杜勒斯从马克西米利安•祖•霍恩洛赫王子那里了解到希姆莱的想法。
杜勒斯在本书前言中写道:“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反抗纳粹统治的德国人的故事应该被讲述,这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密谋故事,而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也从来不会停止。知道这些在纳粹德国曾经发生的故事,能够激励所有希望德国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的人们努力奋斗。”
长期研究德国地下抵抗运动的学者、著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彼得•霍夫曼在引言中如此评价本书:“这一书稿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这位盟国里面深谙此道的专家,对其他各种版本的记载进行了核实。”“正是因为杜勒斯作为间谍专家的非凡技能,他才得以顺利‘渗透’到德国地下抵抗组织中,最终写就了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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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whupress1981—
内容来源:章和言
排版:彭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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