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翁”张群赴台百岁有朝一日能够见到家乡就满足了

张群于1990年在台北去世，终年102岁。那天没有铺天盖地的讣告，只有几位老朋友和晚年的随从静静守在床边。他一走，那些亲历过他的人和事，像一页页老照片，被岁月翻得更薄了。

晚年的张群并不闲着。他撂下权力中心后，把日子分给写书、串门和出席纪念会。书名很直接：有《我与日本70年》《谈喝酒》《谈修养》这样的回忆录和随笔，内容多是往事、生活窍门和一点儿自我安放。他爱喝酒，把喝酒当门学问来讲：主人气度要到位、下酒菜要搭得上味道、谈话不能尬聊，连灯光和夫人都得“配合”——这些话听着像老人自我修饰的固执，也像他在用一种小小的仪式感，告诉自己过去并没有白过。

和张学良的交情是别人常提的事。他们交了几十年老朋友，来台后常常聚会，和画家张大千、王新衡轮流做东，圈子里有人笑称“三张一王转转会”。张学良会下东北菜，摆盘、刀工都够味儿，张群常夸他厨艺第一。1990年7月张学良九十寿宴，张群坐轮椅还照例读贺辞，场面没有沉重，更多是时间带来的淡然。看这种场景，倒让人觉得，曾经热闹的那些年代，正一点点被带走。

回到公众视线上，张群最后一次代表台湾当局访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会儿国际形势变得快——基辛格、尼克松接连打破旧格局，日本政治里也开始有人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介石把对日本的砝码再一次交到张群手里，他也没推辞。到了东京，几乎没睡，见人、拜访、讲演，想把老关系用起来，从保守派和财界下手拉人。现实却不客气：不少财界大佬听说他来，躲着不见；在“驻台代表处”开的记者会，指责美日偏中，台下掌声稀稀落落。那趟回台的车里，大家沉默，张群心里对东京做了无言的告别——那种无力，是岁月和大势共同的结论。

但他并不是第一次为台日关系跑腿。1952年台日和约生效后，蒋介石就派他率团赴日，目标是稳住新建的关系，拉近日本右翼和工商界，稳住台湾的国际位置。那几年他常在台北和东京往返，一面做外交斡旋，一面推经济文化交流。做事老练，讲话老成，能把复杂事情谈成一个个可行的步骤；碰上国际大潮时，又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再往前看，1949年的昆明事变是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那年12月，他作为西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飞往昆明，任务是去劝卢汉回头。到机场时气氛冷冷清清，没人迎接，等了半天才来军车把他带到戒备森严的楼房。要求见卢汉没那么容易，走廊被士兵把守，电话有时能打、有时又像被掐断。他给蒋打电话，声音里有压抑的急切感：“我到昆明了，但被限制行动，我设法联系卢汉。”按他的说法，到了晚上局势翻转：卢汉公开宣布起义、昆明戒严、五星红旗升起。张群一行被软禁，12月11日才被放行，经香港辗转返台。从此，他的政治重心更多转回岛内。

回到更早的年代，张群的对日事务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1933年他被派到北平处理华北局势，参与促成塘沽协定；1935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中日关系已很紧张。那段时间他主张主动交涉，不主张回避，提出在党内改变过去那种不谈判的消极姿态。有人支持，觉得务实；也有人批评，觉得原则被牺牲了。这是政治里常见的矛盾：务实与底线互相拉扯。

和日本几任驻华大使的交锋，都留下过笔墨。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这些名字出现在谈判记录里。就华北问题、所谓广田三原则、以及后来的多次交涉，双方都有强硬的时刻，也有不得不退让的地方。那年夏天的成都事件，把矛盾推到高潮：日本拟在成都恢复领事馆，结果引发大规模示威。示威中出现冲突，几名日本随员被打伤甚至死亡，日方据此提出一揽子要求，川越到南京交涉时列出清单：禁止排日运动、在关税上给优惠、聘日本顾问、订共同防共条约等。张群当场打断这些条件，一个劲儿反驳对方的强硬论调，强调中方的底线：希望废止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中方缉私不能受干涉，华北日军飞机不得随意行动。谈判无大的进展，最后草草收场。那之后，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稳健的策略，张群的务实在更大格局面前显得孤立。

说到他的一生，早年经历是线索。1889年出生于四川华阳的普通家庭，14岁就去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被送到日本，19岁那年上船去日本，在甲板上遇到一个同龄人——蒋介石。两人一谈就投缘，后来一起进振武预备学校，周末常到郊外走走、下海游泳。为了靠近蒋，张群还把专业从步兵改到炮兵。两人都参加了同盟会，辛亥前夕他们回国投身革命，张群做了陈其美的参谋。有了军政双面手的底色，他后来的外交和政治角色就不奇怪了。

抗战胜利后，他也参与了与中共的早期接触，算是国共谈判的早期人物之一。1948年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蒋多次派他出使处理敏感事务。那年他还访日并与麦克阿瑟会面，谈到要淡化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余绪，避免复辟倾向，这些观点在盟占时代碰到一些响应。

1950年前后，日本与大陆的动向牵动台湾神经。吉田茂曾试图接触北京，这让蒋介石紧张。张群在台北参与对策，主张利用美方影响阻止日方与大陆建交。美国确有介入，1952年的台日和约就是在那种多方博弈下签成的。此后张群多次以台湾代表身份访日，试图维持那段现实又脆弱的关系。

私生活方面也有零碎记忆。1979年5月2日，张群90岁生日时，蒋经国代表国民党中央授予他中山勋章，那枚勋章全国仅三枚，另一两枚给宋美龄和严家淦。他接过勋章时眼睛湿了，那场面对家里人来说既是政治礼仪，也是晚年的一种情感确认。家里的私事里，有一件他放在心上的疚事：母亲1958年未能随他来台，在四川去世，直到次年他才知道。那年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回去守灵三周，被家人说成是对母亲的最后一件孝事。晚年他几次说想回故乡看看，但年龄和现实把这愿望挡在外面。

他和蒋介石七十多年的交往，既是朋友也是上下级的关系。他曾说，对蒋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这句话在当时成了很多官员与领袖关系的注解。张群这一路走来，从晚清到民国、从北伐到抗日、从大陆到台湾，既参与也见证了很多转折。对日的态度里有妥协，也有对峙；对蒋的陪伴里有信任，也有权力上的差异。年岁把人逼到回忆的角落，他把失意和得失都装进了那些回忆里，既放不下过去，也学着和现实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