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伍军人，成了陌生母亲的“外包儿子”，一次服务收费500元

门外站着一位壮硕的平头男人，黑衣下的文身若隐若现，73岁的李桂兰紧紧握着电话，听到千里之外的儿子说：“妈，这是我朋友，来帮您的。”

良子敲开那扇门前，心里有些忐忑。他身形魁梧，肩背宽厚，有着标准的保镖体格，往常都是帮人处理纠纷或者解救传销人员。

但这次，他要扮演一个“儿子”的角色。

门开了，一位老人透过门缝警惕地打量着他。良子立刻扬起笑容，举起手里的礼品：“阿姨您好，我是吴君的朋友，叫良子，来看看您。”

这一刻，良子正式成为了一名“外包儿女”——这是社会给这个新兴职业起的名字。

良子的第一单“外包儿女”生意，来自73岁李桂兰远在珠海的儿子吴君。

一天清晨六点半，吴君通过武汉老家的监控，看到母亲慢慢从床上坐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客厅。武汉当天阴沉沉的，老人不停揉着膝盖，表情痛苦，却对儿子的询问只说“没事”。

吴君是独子，七年前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离开老家去珠海。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成了母子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除了通过摄像头“监控”母亲的情况，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我这两天让朋友过去看看你。”他对着摄像头说。

几天后，良子收到了吴君的私信：“你们能接上门陪老人的单子吗？我妈一个人在家，最近腿不舒服，想让你们带她去看看，平时没事也过去陪她说说话。”

良子原本和团队做的是“临时保镖”业务，帮人跟踪出轨者、给遭遇校园霸凌的学生撑腰、追踪老赖行踪。从保镖到“儿子”，这个转变让他感到陌生又新奇。

第一次去李桂兰家时，良子花100多块钱买了牛奶、八宝粥等礼品。进门后，他寒暄了几句就提出带李桂兰去看腿，可老人说“没事，不碍事”。

于是那一次，良子帮老人干了一堆家务——扫地、拖地、晒衣服，还下楼扛了袋10公斤的大米。

接的单子多了，良子和团队成员们渐渐摸索出一套“服务剧本”。

见面时要嘴甜，绝对不能空手去，在家手脚要勤快，临走时要告诉老人，说自己过两天还来。

“刚开始，有队员服务一个大爷，前面做得挺好，临走时说了句再见。老人当场就生气了，直接将他推了出去。”良子后来才得知，大爷的妻子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辈子再见了”。“再见”两个字成了家中的禁忌词。

团队成员林源服务过一对丁克夫妇——李树国和陈雪英。

9月上旬，患有脑梗的李树国在卫生间跌倒。陈雪英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她先给外甥打电话，没人接；又打给老同事，对方让她先打120。

坐在医院走廊，看着那些陪老人看病的年轻人，68岁的陈雪英轻声对老同事说：“不是后悔丁克。就是觉得要是有个孩子，我现在不至于那么慌。

在另一个城市，33岁的阿凯也在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他身高1米8，体重240斤，曾练过三年散打，如今却专门为陷入困境的老人撑腰，常以儿子、侄子、外甥等不同身份陪伴陌生老人。

让阿凯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住在养老院的丁克老太太：她性格孤僻、不善言辞，又没有子女陪伴，在院里显得格外“特殊”。

同房老人联合排挤她，让老太太越发沉默，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她的妹妹找到阿凯团队。接到委托后，他们以“远房外甥”的身份出面，先摸清情况，再与院方沟通，将挑事的病友调离房间。

之后，他们又主动与剩下的另一位老人攀谈，偶尔带点小礼物，请她多关照那位丁克老太太。两位老人之间的关系慢慢缓和，丁克老太太的态度也转变了，后来一看到他们就笑。

阿凯的团队如今已发展到上千人，重点考虑退伍军人和律师。服务一次收费500元到2500元。

“外包儿女”这个新兴职业的背后，是一个正在老去的中国。

截至2023年末，全国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70%。

在《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调查的1611名对象中，长期空巢老年人约占40%，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存在养老担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涂永前指出：“这个现象其实是老龄化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他看来，“外包儿女”服务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正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转型。

阿凯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一次服务中遇到过一位曾经在大连做大买卖的老人。老人在市中心有房产，却最终选择住进养老院。

聊着聊着，老人突然落泪，说“我这一生跌宕起伏，最后还是孤身一人”。

那一刻，阿凯意识到：孤独有时比贫穷更让人难受。

对于雇用“外包儿女”的子女们，社会上有不少批评的声音。

但阿凯发现，大多数订单来自子女的委托，他们不是不孝顺，只是现实让他们分身乏术。

“他们不是不孝顺，只是现实让他们分身乏术。有人在为生意奔波，有人要守着岗位，有人照顾着新的家庭，实在脱不开身。”

涂永前教授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有四重社会现实：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城镇化使得子女常年异地工作；情感劳动正走向专业化、产业化；公共养老、社区照护等配套不足。

“从积极面看，这个团队从安保转向‘暖心服务’，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预示着‘银发经济’的崛起——预计到2035年，中国银发市场规模将达30万亿。”涂永前说。

随着服务的深入，“外包儿女”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个行业的边界和风险。

阿凯告诉记者，团队成员在执行任务时，情绪是否稳定、是否亲和、是否具备劝解能力，往往比是否强壮更重要。

他常常跟新队员强调：“你要把自己当成亲戚，而不是亲儿女。亲戚能陪伴、能帮忙，但不会对老人颐指气使。老人需要的，是尊重和陪伴，不是被控制。”

此外，接受委托前，他们的律师会对每个任务做风险预判。

“如果发现客户本身就不占理，我们绝不会贸然介入。哪怕对方出再多的钱，我们也不能去帮人家办坏事。”阿凯说。

在良子的团队，所有服务必须录音，部分服务会录像，以防事后有纠纷。

他们从来不威胁别人，毕竟“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根本没法来硬的”。但他也不否认。

“外包儿女”能否填补亲情缺口？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是非对错。

有网友表示，“外包儿女”比请保姆贴心，比子女及时，感觉是一个好职业。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这个行业缺乏规范，存在服务质量、安全等隐忧。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外包儿女’服务其实质就是家政服务”，是专业人员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老人的照护服务。

“法无禁止皆可为，对类似服务应当持宽容态度，由市场之手来进行调节。”林小明说。

但在涂永前教授看来，商业化的“陪伴”可能加剧部分老人心理依赖，一旦服务中断，反而带来更大落差。

“这一服务折射出的，不是老人想‘买陪伴’，而是老人渴望被在乎、被理解、被保护。”涂永前认为，未来更理想的方向是由社区、政府和社会组织搭建多层次养老支持体系，市场化服务作为补充而非替代。

良子结束服务准备离开时，李桂兰总会坚持送他到门口。

“阿姨，我过两天再来看您。”良子说这话时，老人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下楼时，良子想起队员林源服务过的那对丁克夫妇。陈雪英曾在医院走廊轻声说过：“不是后悔丁克。就是觉得要是有个孩子，我现在不至于那么慌。”

如今，良子和他的几百名队员散落在各个城市，每周都有活干。他们的手机不时响起，那端是在远方的子女，或是需要陪伴的父母。

一种新的社会合约，正在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