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西政前校长付子堂，大手笔！

来源：燕大元照

《西政之士》后记（节选）

西政毕业四十载，六十耳顺再出发

付子堂

感怀感恩，时也；感动感悟，运也。

《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多年以来，每每读到这几句，总觉得只是古书上的话，是孔圣的人生感悟，与自己还很遥远。

但当2025年春节来临，似是很突然，发现蛇年又到了，是我的本命年！一甲子了！恰逢本科同学正积极筹备将于11月举办的大学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感觉是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求学、教学、治学之脉络，认真小结一下自己所学、所思、所悟之心得了！

居民身份证载，我出生于1965年10月。实际上，这个10月是农历（河南老家叫阴历）。因为农家更看重传统农时历法，所以多以农历记录生辰，而我公历（阳历）是哪天，祖母、父母一直都没弄清楚，也感觉没有必要弄清楚。于是，再后来不知究竟从哪年开始，也不知究竟是哪个机构，在给我建的档案里，各种表格上就一直这样写着，身份证上的“法律事实”与实际上的“自然真实”也就一直不一致了。但无论是按阳历还是阴历，算下来，我在1981年公历9月初按西南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用网兜拎着一套“毛选”，背着母亲用新棉花做成的新铺盖，随父亲挤上绿皮火车远赴山城重庆报到时，的确未满16周岁，正应了孔夫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40年前，1985年7月，未满20周岁的我，懵懵懂懂地大学毕业了。我的4年本科期间，用的书基本都是本校老师自编、本校印刷厂自印的教材。有时来不及成书，老师们就按章印发，教材书名一般是《某某法原理》。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讲的，就是我国的这个“法”没有立，那个“法”也没有立；这个“法”应该是什么，那个“法”应该怎么样。老师滔滔不绝，余音绕梁；学生竖耳聆听，笔记“唰唰”。几堂课下来，手指头生疼；几年下来，手指头结茧。法学基础算是打下了，字也练得比原来好多了。后来，我时常有一种感觉，国家多年来陆续出台的诸多立法，很大程度上似乎就是当年老师自编教材、学生课堂笔记内容的条文化。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后西政师生对于助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勇敢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在母校读硕士，我印象最深的是黎国智老师来到新落成的研究生宿舍（沙坪坝校区6舍1单元2楼）给我们讲授学位课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研究”。黎老师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黎老师的指点下，我学会了制作学术卡片。黎老师要求研究生真正沉下心来，认真研读当时很少有人愿意“啃”的经典原著。通过他与图书馆的协调，我们每个宿舍都借来一整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整整齐齐地码在宿舍高低床的上层。他要求我们年级的同学分工，每人负责一些篇目，一页一页地去读，把涉及“法”“法律”的句子、段落都抄写下来，然后用特制的铁笔刻在蜡纸上，油印若干份分发给每位同学，大家再自行装订成册，这就是西政法理研究生“自编”教材的源头了！于是，我和同学很是惊讶地知道了，马克思上大学时居然是法律专业，列宁也是如此；尤其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时，马克思还未满30周岁，恩格斯未满28周岁！我清清楚楚地牢记下了以前闻所未闻的马克思的这些话：“利益占了法的上风”“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等等。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得到了卢云教授、钮传诚教授、李权教授、吴光辉教授、王方仲教授等老师的关心、指点和帮助。在教学工作方面，我先是跟着杜万华老师做本科生助教，随堂听课，给“劳八七”同学上了几节法理课；后来，接替李力老师给“法八七”乙大班同学上了半门法理课，又带“法八七”5班在贵阳实习整整一个学期，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跟随黎国智老师做研究生助教，协助黎老师给九〇级及以后几个年级的法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上课。有时上课地点就在黎老师家里，于是我就与研究生们一起，享用师母佘丽君老师热情备好的水果、点心和黎老师亲自下厨做的姜爆鸭等美味。这样，我有幸继续跟着黎老师苦练“童子功”，甘坐“冷板凳”。黎老师命我重新细读经典、精读经典，他从图书馆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借出来，请“棒棒”挑到他家。我和研究生同学们再一卷一卷地去他家拿过来翻阅，把其中有关“人权”“法权”“权利”等词语的段落都手抄下来，并归纳整理。于是，我一笔一画又认真制作了一张张学术卡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书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老师教诲让我受益无穷，绵延至今。我也从此开启了人权研究之路，后来推动西政在全国率先成立人权研究院和人权学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人权研究院成为重庆市首个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的学术机构。

1994年，我辞去公职，考取北京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靠国家奖助学金全脱产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刚进北大校门，赵震江老师就指导我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科技法与法律社会学，具体研究法律功能问题。在北大科技法研究中心攻博期间，选修了罗玉中老师的“科技法基本理论”、郑胜利老师的“计算机法”等课程；发表了《美国电脑运用中的法律效应》《以法治国与科教兴国》《高技术研究及高技术产业化立法研究》等论文。其中，《以法治国与科教兴国》发表在权威期刊《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并由《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论点摘编”栏目摘录。在写作博士论文《法律功能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协助赵震江老师完成了国家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科技法学”的修订，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律社会学”研究，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分别于1998年1月和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学习研究经历，使我深深感悟到“法之理在法外”，为我后来进一步深化法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9年年底，我进入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李龙教授的指导下，我结合科技与法律问题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研究。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完成；经进一步丰富完善后，200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后来，我陆续主编出版了《文本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历史与实践之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时代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10月版）、《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12月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实践与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等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黎国智教授、赵震江教授、李龙教授等诸位恩师对我严格而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后来，我经常告诫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所谓“研究”，无非就是勤于收集资料、善于加工资料，因此一定要养成积累资料的习惯，提高消化资料的能力。

学校50周年校庆时，我的一本文集《法之理在法外》被收入“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在该书自序中，我写道：“通过对科技法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我所得到的最大感悟就是：法之理在法外。正如要认识故乡，就必须离开故乡，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要认清地球，必须离开地球，到更浩瀚的宇宙空间。”

我一直倡导并践行“回归经典，关注现实”的学科建设理念。对法理学的体系性研究，得益于西政法理学教学实践这块肥沃的土壤。西政法理学科团队持之以恒，逐步形成了“科研式教学”“教学式科研”互动模式，取得丰硕成果。理念加模式，“14年磨一剑”。2004级以来，多个年级的博士研究生课程“法理学经典研究”的教学成果《法治理想国：柏拉图〈法律篇〉研读实录》两卷本，由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05年起，我主编的《法理学初阶》《法理学进阶》《法理学高阶》“三部曲”先后推出。其中，“初阶”和“进阶”是针对西政法理学本科教学的重要探索，已修订六版，目前正在继续修订，拟近期推出第七版。作为法学研究生教学用书的《法理学高阶》，2021年9月荣获国家教材委员会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迄今已修订推出第三版。

在40多年的学术之旅中，我深深体会到，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努力做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切实做到“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应在深入参与、认真研究我国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特别是在总结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遵循这一学术研究理念，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中国共产党创造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叙事》，该文于2024年12月荣获重庆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七年磨一剑”，我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回理、评析与构建》三卷本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出版。

在40多年的学术之旅中，我时刻牢记恩师们的教诲：必须博学笃行、知行合一，紧密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持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的现代意义，使其发扬光大、与时俱进。对于悉心指导、教育过我的以西南政法学院黎国智教授、北京大学赵震江教授、武汉大学李龙教授等为代表的前辈们，我永远铭记、真诚感恩，我将致力于把他们开创的学术事业传承和延续下去，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在40多年的学术之旅中，我有20余年同时从事行政工作。2002年4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任职7年间主要分管学科建设和本科、研究生教学工作，力主将已经不再带生的种明钊老师、常怡老师恢复博士生招生资格，并请俞荣根老师回校跨学科在刑法专业招收法史博士生。事实证明，老一辈法学家在关键时刻为学校主干学科的重振旗鼓、生生不息注入了坚实动力，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欣慰的是，在张国林书记、龙宗智校长的带领下，全校勠力奋斗，2003年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道，荣获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意味着，西政的法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所有学科都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不用再去艰难地为法学二级学科一个个争取博士点。2009年8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有幸先后与张国林书记、樊伟书记分别共事7年，总计14年。

14年间，组织的鞭策、师生的信任、校友的期待，令我时时战战兢兢、日日如履薄冰，励精图治而不敢辜负重托，勤业敬业而不敢稍有懈怠。2009年担任校长时正值暑假，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针对校园里当时正在弥漫的教职工住宅小区“烂尾”的传言，通过一定途径找到小区房地产开发商并在开学前把他请到学校，9月1日专门召开小区建设推进会并立即上网发布，由此稳定了人心。小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校区建设，进而为学校以后的长期平稳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我作为一名西政服务员，特别欣慰的是，学校在顺利“化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校区拓展，彻底摆脱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困局；轨道交通网覆盖西政，事关学校发展大计，我作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多方调研奔走，最终促成轨道交通15号线专设“西南政法大学站”，地铁站建在校门口；学校在实现法学以外博士点“零的突破”基础上，逐步通过学科交叉，使法学以外的所有一级学科都有机会招收博士生。我作为一名西政教员，特别注重的是，坚持每学年为本科生上课，坚持心心念念的学术研究，不敢忘怀恩师的谆谆嘱托。当年，赵震江老师曾严肃地告诫我：任劳易，任怨难；任何领导职务都是暂时的，只有教员身份才是永远的。后来，我在参加各地校友活动时也常说：西政校长的职务是暂时的，但西政之士的标签是永远的。

14年间，我深深体会到：每一所大学都有不同的风骨与气质，而西政的风骨与气质可以独傲群芳，这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西政精神。西政精神，源于刘伯承元帅当年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题写的校训“实事求是、民主作风、虚心冷静、艰苦朴素”。经过多年栉风沐雨，沉淀凝结出西政精神的核心要义：“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和衷共济的团队观念，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西政精神，是西政人文历史的积淀和凝练，见证着西政艰辛历程的春华秋实；西政精神，在西政之士的血液里流淌，在西政之士的骨子里生长，激励着一代代西政学子无问西东，砥砺前行；西政精神，已经成为西政之士顺境时的警醒钟、逆境时的指南针，已经成为西政之士在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伟大征程中扬帆远航的压舱石和奋勇向前的加油站。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古人“三立”境界余虽不能至，然心实向往之，力实奔赴之。

在迎来纪念西政八一级毕业4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匆匆而过的岁月，镌刻着一个志学少年始于西政、立于西政、知于西政、献于西政的人生进程。1981年9月7日，未满16周岁的我，以西南政法学院新生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聆听自1954年起就接替周保中院长带领西政走过艰难创业近30年的胡光院长给我们上的“开学第一课”。时光荏苒，薪火相传。没承想多年后的我，竟也会以西政校长的身份，走上学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讲坛，赓续西政精神。每次面对西政学子充满朝气的面孔，我都感觉这是世界上关于青春的最美组图，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多年前这图画中瘦弱的我。如果说开学典礼是大学“第一课”，那么，毕业典礼则是大学“最后一课”。在我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从2009年起连续15次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从2012年起连续12次在毕业暨授位典礼上致辞，期间还经历了建校60周年、70周年庆典及全国第一个侦查专业创建30周年纪念等活动。这些历史性机遇，使我有幸与约十万人次的师生及学生家长分享自己关于大学的使命、关于读书的意义、关于研究的方法、关于西政校训、关于西政精神、关于西政之士……的反复思考。对于每篇致辞，我都认真对待，不敢有丝毫马虎，甚至比当年撰写学位论文还要下更大的功夫。几乎每年的端午节假期，我便开始思虑毕业典礼致辞稿的主题、框架；进入暑假，就开始琢磨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稿的题目、内容，紧紧围绕“西政校训”“西政精神”的内涵，广泛阅读、深入挖掘，通常数十易其稿，直至开讲前半分钟。每篇致辞篇幅不长，却十分“烧脑”。可惜，有时为了让同学们少些餐风沐雨，便只在现场念了删节简稿，甚或临时决定只念标题，成为“最短毕业致辞”；或是为了能让同学们免受山城火炉的烈日暴晒，而把典礼提前到太阳刚刚升起时举行，于是就有了“最早毕业典礼”。

2019年毕业暨授位典礼后很快进入暑假，我本以为校长两届任期已满，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即将卸任，自此不用再劳心费神琢磨致辞稿了！但阴差阳错，直至2023年9月新生开学典礼之后，我才终于获准转岗。2025年7月7日，“求是网”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这些毕业致辞为什么“出圈”》，其中引用了我在西南政法大学202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在奋斗路上，与其焦虑抱怨，不如沉淀修炼；与其消极‘躺平’，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没想到，时过境迁，还有人依旧能够记起我对学生们真挚的祝福和叮嘱，这让我倍感欣慰。

本书共计编排60节（寓意岁在甲子），正文插图选取40组（纪念西政八一级毕业40周年）。在体例上，未过分讲求体系性、逻辑性，主要受《论语》《四十二章经》及柏拉图对话等经典的启发，借鉴“漫谈体”形式，尝试用“摘要型”目录，以简要问答作为每节提示编为“详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目录里的“摘要”，再去翻阅相应章节的具体内容。祈望本书能够努力呈现个人对于西政办学宗旨、人才培养理念的思考浅见，努力呈现个人对于西政精神丰富内涵的逐渐领悟，努力呈现个人对于西政之士应然形象或“理想类型”的描画。本书关于西政校史、西政精神、西政之士等方面的论述，难免存在逻辑不通、前后重复之处，敬请读者见谅。愿点滴心得，能对西政学子的成长有所启发，能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有些助益。

当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持续不断地深入学思践悟。诸如：法治中国的建设和建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之士”？法学教育究竟应当如何回应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的激烈碰撞，对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引发出哪些新课题？等等。尤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法学教育工作者和立法工作者，必须担当有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进一步深刻思考法学教育的新使命、新规律，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论语·里仁第四》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西政给了我“志于道”的机遇和平台，是我的学术“道场”和精神家园。我永远感恩西政！现在，我离任但不离校，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同时，仍作为西政一名在编的普通教师，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会在新的岗位上，继续身体力行西政精神，尽己所能为助力西政事业发展、助推法治中国建设，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行文至此，我想起2011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学八一级本科入学30周年纪念大会前，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八一30年》。兹录于后，未改数字，谨献给八一级本科毕业40周年，敬献给西政建校75周年：

30年前

有一个北方男孩

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挤火车

第一次看到大山

第一次钻长长的山洞

第一次住进了楼房

第一次听到那么多

南腔北调

尤其是那么奇怪的

广东话

第一次知道有菜名

于是分清了

莲花白和瓢儿白

于是分清了

炸酱面和肉丝面

第一次听说

面条不是饭

而且

只有小面没有大面

第一次知道

鱼香肉丝

其实没有鱼

而且

最贵——三毛五

第一次知道

法字

其实很难写

1981年

我们成为亲爱的同学

我们一起聆听

胡光院长讲

西政光荣的历史

我们一起攀登

歌乐山

回来还要写篇作文

我们一起在食堂

听李燕杰讲

什么是美

听曲啸讲

革命理想

我们一起站着

看黑白电视

射雕英雄传

还有许文强

我们一起

去无线电厂看电影

英俊少年

还有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我们一起

去重发厂看电影

牧马人

还有

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一起

在手风琴伴奏下学唱

北国之春

还有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我们一起

甘苦共尝

我们一起

渐渐地成熟

慢慢地长大

而今

已经30年了

我们来相会

我们的子女

又拷贝当年的

成了西政的

学子

让我们共同期许

西南政法

生生不息

八一桂苑

香飘万里

在西政八一级毕业40载之际，再次用这首旧“诗”：

礼赞，西政八一！礼赞，西政精神！

致敬，西政之士！致敬，西政之师！

2025年9月20日

西政校庆日于重庆宝圣湖畔

谨以此文热烈预祝

11月8日西南政法大学

八一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圆满成功！

西政之士

本文是作者以自己十余年间在西南政法大学新生开学典礼、毕业暨授位典礼上的致辞和其他演讲、访谈等为基础，结合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新情况，按照专题方式重新进行组织整理、糅合萃取、加工改写而成。在体例上，借鉴“漫谈体”形式，尝试“摘要型”目录，以简要问答作为每节提示编为“详目”，共计十大专题，以六十问六十答总其成。在内容上，通过对“西政精神”丰富内涵的渐悟过程、对“西政之士”应然形象的描绘刻画，以点带面、推而广之，呈现作者对于法学教育规律、人才培养理念的深度思考，祈望对法学学子的成长有所启发，对我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