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宣称：印度还很年轻，我对印度有自信心，会追上中方

一、李显龙的 “战略喊话” 与印度的人口迷思

2025 年 10 月 28 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抛出 “印度将超越中国” 的论断，刻意放大印度年龄中位数仅 27.6 岁的人口优势，却选择性忽视印度劳动参与率仅 40.8%、女性就业率不足 23% 的结构性矛盾。

这一言论迅速被印度媒体渲染为 “国际背书”，但实则是新加坡在中美博弈中精心设计的平衡术。

从人口结构看，印度确实拥有全球最年轻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年龄人口预计 2048 年达 11 亿峰值。但人口规模转化为经济动能需要三个关键条件：教育质量、产业承接能力和社会流动性。

印度成年人文盲率高达 24%，仅 4.69% 的劳动力接受过正规技能培训，30% 的高校毕业生因缺乏实用技能难以就业。

这种 “有数量无质量” 的人口现状，使得印度每年新增的 1200 万劳动力中，超过 60% 只能进入低附加值的农业或非正式服务业。

更严峻的是，印度社会结构的 “碎片化” 严重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种姓制度导致 2.3 亿达利特人被系统性排斥在主流经济之外，语言多样性使跨区域协作成本倍增（仅 57.1% 人口熟练掌握印地语）。

这种社会割裂使得印度劳动力流动性不足中国的 1/3，即便在 “印度制造” 核心区古吉拉特邦，仍有 40% 的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

二、经济数据背后的 “增长陷阱”

李显龙的论断建立在印度 GDP 增速（2024-2025 财年 6.5%）高于中国的表象之上，却刻意回避两国经济质量的巨大差距。

印度 4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仅为中国的 1/5，人均 GDP（2880 美元）不足中国的 1/4，消费市场规模更是中国的 1/5。更关键的是，印度经济增长呈现 “三低一高” 特征：低制造业占比（13%）、低出口竞争力（仅为中国的 1/10）、低投资效率（资本产出比达 6.5:1）和高财政赤字（占 GDP 6.8%）。

在产业结构上，印度陷入 “去工业化” 陷阱。莫迪政府 2014 年提出的 “制造业占比 25%” 目标已沦为空谈，2025 年实际占比反降至 13%，而同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突破 4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达 30%。

这种差距在高端制造领域尤为明显：中国机器人密度（每万人 300 台）是印度的 6 倍，新能源汽车产量（1500 万辆）是印度的 30 倍。更讽刺的是，印度引以为傲的 IT 产业也面临危机 ——2025 年软件出口增速降至 8%，低于中国云计算产业 35% 的增速。

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削弱印度的增长潜力。尽管莫迪政府投入 1.4 万亿美元推进 “国家基础设施管道计划”，但 2025 年仍有 60% 的高速公路项目逾期，孟买 - 艾哈迈达巴德高铁仅完成 310 公里高架桥（全长 508 公里），预计 2028 年才能全线通车。

电力供应不稳定导致印度企业自备发电成本增加 15%，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14%）是中国的 2 倍。这种 “基建赤字” 使印度难以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2025 年外资流入同比下降 12%，其中制造业占比不足 20%。

三、新加坡的 “平衡术” 与地缘焦虑

李显龙的言论本质是新加坡 “大国平衡” 战略的延续。作为马六甲海峡的 “收费站”，新加坡 60% 的贸易与中国相关，但安全上依赖美国（允许美军使用樟宜基地），这种 “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的模式在中美竞争加剧下日益脆弱。

2025 年 10 月，中美互征港务费导致新加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三天内暴跌 12%，凸显其对大国关系的高度敏感。

引入印度作为 “第三极” 成为新加坡的破局之道。2025 年新印计划举行 11 次联合军演，印度军舰访新次数翻倍，并首次参与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这种军事合作旨在构建 “对华战略缓冲”，但印度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使其难以承担这一角色。

印度海军舰艇数量（155 艘）不足中国的 1/3，且 60% 的装备依赖进口，2025 年国防预算（790 亿美元）仅为中国的 1/3。更关键的是，印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 “战略模糊”，既想借助东盟制衡中国，又不愿彻底得罪北京，这种摇摆立场削弱了其战略价值。

在经济层面，新加坡试图通过 “印度牌” 重塑区域经济格局。李显龙多次暗示印度应重返 RCEP，以平衡中国影响力。

但印度对 RCEP 的顾虑并未消除：2025 年印度仍维持 18.1% 的平均关税（中国为 7.5%），担心开放市场导致贸易赤字扩大（对华逆差达 650 亿美元）。这种保护主义倾向使印度难以融入区域产业链，2025 年其对东盟出口增速（6%）低于中国的 12%。

四、中印竞争的本质与未来趋势

李显龙的言论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印竞争的误读。中印并非简单的 “替代关系”，而是呈现 “互补 + 竞合” 特征。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占据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价值链上游（占全球市场份额 35%），印度在医药、纺织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占全球 15%）。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在 5G、AI 等技术应用领先（专利数占全球 38%），印度则在软件服务（占全球 28%）和数字支付（用户数 3.5 亿）领域表现突出。

从长期看，印度的发展面临 “三重天花板”：一是人口红利窗口期仅剩 7 年（2032 年结束），而印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二是社会矛盾（种姓、宗教、地区分裂）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2025 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已导致经济损失达 50 亿美元；三是地缘环境恶化，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在南亚布局（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形成对印度的战略包围。

相比之下，中国通过 “双循环” 战略提升内需（消费对 GDP 贡献率达 65%）、推进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占比提升至 15%），并在新能源（光伏组件占全球 80%）、数字经济（电商交易额占全球 40%）等领域建立新优势。

结语：人口红利的 “潘多拉魔盒”

李显龙的 “印度赶超论” 实质是地缘政治的叙事建构，而非经济规律的客观判断。印度若想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需在未来十年内完成三项改革：打破种姓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束缚、建立全国统一的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目前仅为 22.5%）。

然而，这些改革触及印度社会的深层结构，短期内难以实现。正如李光耀生前所言：“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潜力，而是缺乏将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在这场 “人口红利” 的博弈中，印度或许更应关注如何避免 “人口爆炸” 演变为 “人口负担”，而不是沉迷于超越中国的虚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