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沉默的荣耀》刚刚播完,国安部就又发布了,内容是对一批档案的解密,这些档案虽然没有特意标注姓名,大家却都能看出来,这与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几位烈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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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到如今的进一步解密,每一次行动,都在诠释组织对烈士们的铭记,也在向群众传递他们的英勇事迹,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为了祖国付出宝贵生命的英雄。
在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的同时,想必也有不少人感到好奇:当时台湾正被“白色恐怖”笼罩,就连给他们收尸的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可作为吴石的枕边人,王碧奎为什么仅仅被关7个月就释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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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清晨,台北马场町的小雨淅淅沥沥,几声枪响打破了黎明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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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倒在血泊中,这位保定军校三期的高材生,曾被誉为“军校状元”,临刑前留下绝笔诗,字里行间满是丹心未改的决绝。
这时候的台北,“白色恐怖”正浓,人人自危,哪怕邻里间不经意的对视,都可能被贴上“通共”的标签,而与吴石一同被捕的妻子王碧奎,更是面临9年刑期的判决。
很少有人知道,这桩看起来好像板上钉钉的案件,背后却藏着台湾省主席兼行政院长陈诚的多次暗中斡旋。
保定军校的操场上,曾留下过无数年轻军官的身影,陈诚和吴石的交情,就始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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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是三期的学长,陈诚是八期的学弟,论辈分差着几年,可真正让两人成了过命之交的,是1926年的南昌战役。
那会儿陈诚在前线染上疟疾,烧得迷迷糊糊,部队被敌军打散,他倒在战壕里动弹不得。眼看敌军就要搜过来,是吴石带着警卫连冲了回来,在死人堆里扒出他,二话不说背起来就往后方跑。
泥地里的路难走,吴石踩烂了草鞋,光着脚踩在碎石上,硬生生背着陈诚走了好几里地,还把自己身上唯一的厚大衣拆了,裹在陈诚身上为他御寒,自己冻得整夜搓手取暖。
这份在枪林弹雨里结下的情分,陈诚在心里揣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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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吴石因为传递台湾防务机密被捕,蒋介石铁了心要“杀一儆百”,连3位上将出面求情都被怼了回去。吴石的妻子王碧奎也被牵连,案卷递上来时,直接判了9年徒刑。
可这份案卷,偏偏要经过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陈诚手里,这个职务让他既管着地方政务,又握着军政实权,当时台湾大部分的美援都得靠他协调,就连蒋介石都得说“一日不可无辞修”,没人敢轻易拂他的意。
不过,陈诚也没敢直接顶撞蒋介石,而是一步步来。
1950年4月,他在案卷上批了句“没实打实的证据证明她参与情报”,让军法局先“暂缓羁押”,把案子压了下来。
6月吴石被处决后,他又找军法局沟通,说:“一个妇道人家,未必懂丈夫的公务,算不上同谋”,就把刑期从9年减到了3年。到了9月,他又以“感化教育更合情理”为由,最终把刑期压缩到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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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每一步说起来容易,可真要做起来,就困难重重了,陈诚得跟军法局、保密局反复掰扯,背后全是分寸感的拿捏。
他这么做,也不全都是为了当年的救命恩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稳住当时的局面。1950年,台湾的经济都快垮台了,刚刚推行完“三七五减租”,又在搞币制改革,十几万从大陆来的官兵都人心惶惶。
要是连家属都赶尽杀绝了,难免让大家寒心,释放王碧奎,也算是给众人传递了个“宽仁”的信号。
这件事其实蒋经国也门儿清,他管着情报系统,所有案卷都得经过他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可他看了陈诚的操作,只在文件上批了句“陈副院长已面报”,就没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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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也跟明镜似的,陈诚这会儿是稳住台湾的关键,真要是动了他,军队里的老派系得闹起来,老百姓也得跟着慌,政权能不能稳住都不好说,只能装糊涂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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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吴石前往台湾的时候,只带了16岁的女儿吴学成和7岁的儿子吴建成,家里的长子长女早就留在了大陆。
王碧奎出狱之后,手里就只剩一个布包了,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物和丈夫为数不多的遗物。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孩子,三个身影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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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的是,自己能走出这扇门,是有人在背后顶着天大的风险,为她铺就了一条生路。可出狱后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熬。特务像影子一样跟在屁股后面,走到哪盯到哪,街坊邻居见了都绕着走,生怕沾上“匪谍家属”的晦气。
房东更是直接把他们的行李往街上一扔,指着门骂:“我这房子可不敢租给通共的,晦气!”母子三人只能在万华区找了间破旧棚屋落脚,漏雨的屋顶得用盆接着,夜里都能听见老鼠乱窜的声音。
为了糊口,吴学成不得不辍学,在街边支起个小摊缝补衣物。可特务时不时过来刁难,要么说她“占道经营”,要么把针线筐踢翻,好好的活儿全被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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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吴健成倒是能背着书包上学,可他也不好过,刚进校门就被同学围着骂“叛徒仔”,书本被扔在地上踩,回家时脸上总带着伤。王碧奎看着孩子们遭罪,夜里抱着他们偷偷哭,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在一家子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悄悄出现了一些“好心人”。
有天,一个先生路过摊位,留下一包缝纫线转身就走,只说是“陈叔叔让送来的”。从那以后,吴学成摆摊的时候,就总有人“无意间”多个几块布料,说是“用不上了,扔了也可惜”。吴建成的学费也突然被“匿名人士”代缴,问老师对方也只说是“好心人帮忙”。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吴健成报考台北建国中学时,学籍表上的监护人一栏,被填上了“陈明德”这个陌生名字,入学手续办得非常顺利。
王碧奎心里犯嘀咕,却不敢多问,在那个动辄被扣上“通共”帽子的年代,任何不寻常的善意都可能引来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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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陈明德”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行政院长的陈诚,而那些“巧合”,也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保护网。
不光如此,陈诚还每个月都会从自己的办公费里划出一部分,用“陈明德”的名义汇给吴家。那些钱足够母子3人解决温饱、支付学费和医药费。他还特意交代妻子谭祥,以教会慈善的名义,悄悄协调孩子们的入学事宜,送衣物、递书本,全程不透露半点自己的痕迹。
陈诚这么小心翼翼,一是他也怕惹祸上身,毕竟,公开帮助“匪谍”一家,在当时简直就是自毁前程,另一方面则是他不想让孩子们背着“受恩于人”的包袱长大。
他总叮嘱下属:“别让他们知道是谁,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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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秘密,一直藏到1965年陈诚去世。后来他的日记和办公费收支记录解密,人们才在字里行间找到答案:“吾欠公堪一命,今生难偿”,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几十年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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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河南冶金局工作的吴韶成实在熬不住了,他是吴石的长子,借着文革的特殊环境,他鼓起勇气给中央写了封申诉信。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周总理案头,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当即批示,派罗青长带人专程去河南处理。两年后,吴石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远在台湾的王碧奎才知道,丈夫不是“叛徒”,而是为国家统一舍身的英雄。
1980年,王碧奎终于获准移居美国洛杉矶投奔儿子。第2年冬天,吴韶成兄妹借着探亲的机会赴美,分离近40年的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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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俩带回的,还有父亲在狱中偷偷写在画册背面的绝笔书,“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字句,道尽了烈士的忠诚。
1991年,罗青长见到吴韶成兄妹时仍感慨不已:“总理临终前还惦记着你父亲,他提供的情报少让多少战士流血啊!”
1994年,吴石的遗骨终于回到大陆,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在北京福田公墓,紧挨着好友何遂的墓地,墓碑背面“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的刻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在福州,螺洲镇的祖居和宫巷22号的旧宅都成了纪念地,前者的陈列记录着他从“军校状元”到革命烈士的历程,后者还保留着1949年他任职福州绥靖公署时的生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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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2019年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的铜像,都在默默诉说着人们的缅怀。
之后解密的那些泛黄的情报指令、密码本残页,还有陈诚以“陈明德”之名资助的账本,揭开了更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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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政治阵营的守护,迟到数十年的平反,让这段历史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英雄从不会被遗忘,正如那座汉白玉墓碑,静默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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