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才让：搬山照境

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照搬了眼前看到的景色，如同摄像机一样，短暂地按下了一个快门。

我的小说集《荒原上》能够在日本出版发行，很开心。在此要真诚地感谢这部作品的翻译家，及川茜女士。尽管我们至今不曾谋面，但通过对一部作品共同的书写，我们自然而然地并肩而立，整合了力量，朝一个方向努力。这是文学的魅力和力量。

去年早些时候（7月—9月），我恰好在日本，大部分时间住在东京，认识了很多作家朋友，翻译家朋友。而有意思的是，我在去日本之前，正和通过“中日青年作家交流会”而结识的朝吹真理子女士通信。我们用电子书简，进行跨洋交流。在我们的第2封长篇通信同时发表在日本文学杂志《三田文学》上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了日本。并且通过法政大学教授田中和生先生的组织，和朝吹真理子女士见面了。那天会面的还有小野正嗣、佐川光晴等一众日本作家。在饭田桥一家叫作“神乐”的咖啡馆，就在当天，我和朝吹真理子女士拿到了刊登我们第二份书简的《三田文学》杂志。我陈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因为这件事很有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交流就此进入一种愉快的氛围中。

而在那之后不久，我在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野色》正式出版，并且在东京银座的“单向街书店”，做了一场新书首发活动。那天的交流也很愉快。我从游牧的经历、生活，谈到文学创作，再到日本作家对我的影响。时隔一年，种种往事，历历在目。

现在，又有我的一部完整的书籍要呈现给日本的读者朋友们了，我当然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们的欣赏。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读者，都应该从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文学中，得到应有的文学滋养和阅读幸福。我想，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必须要拥有意识和格局，这能使他所写的作品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这和他写得好不好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而和他的态度有关系。因此，在我的作品已经有了一点可观的数量来呈现给日本的读者时，我尤其能够感受到这种心态和格局带来的意义。

这部小说集当中的所有作品基本上都成篇于过去几年我在中国青藏高原上生活、游牧时的那一段时光。由于被强大的环境以及所产生的引力影响，我所写的内容也基本上和草原、牧区和生活在那里的牧人脱不开干系。甚至可以说，我是紧紧抓住了某个时间段，抓住了某个现象中的一小群人，一些牲畜与野生动物，和那微小变换的环境气候，写出了这部作品。其中的三四篇小说，我是在七月、八月夏季营地的高山草场中写成的。那个夏天我在山区中住了六十天。每天会骑着马跟着羊群进山，看天边的云彩判断暴雨来临的时间，好赶在暴雨前回家去躲雨。也在几乎成为本能的警觉中，用眼睛搜寻着每一处山涧中可疑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狼。并且也在祈祷着今年的狼害不要太严重，让我少受一点损失，让我多剩下几只羊，这样到了秋天，多卖掉这几只羊，又将是一笔收入……就在这样的患得患失的心境当中，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简易的小木凳上，趴在床铺上，在一本棕色牛皮封面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是一个牧马人》《接下来干什么》《原原本本》《山之间》等短篇小说。这些故事的基调非常契合我当时的环境。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照搬了眼前看到的景色，如同摄像机一样，短暂地按下了一个快门。在相得益彰的环境中书写，我完成这几部作品很顺利，几乎是意犹未尽地度过了一个夏天。等这个高山牧场的生活结束，我转移到了秋天的牧场，生活的重心重新回到了日常的忙碌中。我就此搁笔，几个月不曾写作，但内心的写作欲望与冲动却持续进展，终于在次年春天再次爆发，新一轮的写作又开始了。

这是我过去生活与写作的姿态，并不遥远。但于现在的我而言，却已经显得有些模糊。因为我已经不再居住于牧场，不再居住于草原。如今我栖身的县城，虽然被草原包围着，但仍然非常有效地发挥着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强大惯性和影响力，发挥着城市所拥有的冲击力。因此我的写作也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在边城书写。我是州县之民。我在高地与冷山之间重新定义过去、现在、未来和写作的关系。于我而言，这并不是不好的事情，我很愿意接受现状，并由此改变自己，最好是犹如新生。这样一来，我可能就没有被别人定义，也没有被自己定义。于是我不能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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