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这场听证会会轻松收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都没想到,风向变得这么快。美国最高法院在11月5日开庭审理关税案,本来特朗普阵营信心满满,认为保守派法官多数在手,判决大概率会向自己倾斜。可就在会上,形势却彻底反转——三名关键大法官突然“倒戈”,其中还包括他自己一手提名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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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初提名这两位大法官时,本是想为自己的政策筑牢司法屏障。他首个总统任期内一口气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让最高法院保守派以6:3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甚至还提名了200多名联邦法官,就是盼着司法系统能长期呼应他的执政理念。可他没料到,大法官的司法独立性远超党派站队,这次倒戈的巴雷特正是他亲自提名的核心人选,另一位倒戈的保守派大法官也始终以法律文本为判断基准。
这场听证会的核心争议早有源头。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全球多数进口商品加征10%基准关税,还额外针对未达成贸易协议的伙伴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包含所谓“芬太尼关税”。但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征税权是国会的专属权力,总统无权绕过国会开征普遍性关税,这也是5家小企业和12个州早在今年4月就发起诉讼的关键原因。
倒戈的大法官们并非无端反水。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直接点出核心矛盾,强调关税本质是向美国民众征税,这从来都是国会的核心权力,不能由总统随意越权。巴雷特更是紧咬法律条文不放,反复追问政府律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里仅提到的“监管进口”,怎么就能推导出总统有权加征关税的结论。他们的质疑不是针对特朗普个人,而是坚守司法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底线,这和当年罗伯茨在奥巴马医改案中打破党派界限的选择如出一辙。
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国家陪葬”言论,背后是实打实的经济压力。他多次公开警告,若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不利裁决,到2026年6月政府需返还的关税税款最高可达1万亿美元,这对美国财政将是灾难性打击。截至今年9月,这些关税已为政府入账890亿美元,可普通美国家庭却要为此买单——高关税推高物价,让每个家庭年均多花销2400美元,近六成民众都不认可这项关税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底气本来自下级法院的裁决暂缓执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曾以7:4维持了“关税违法”的原判,却同意在10月14日前暂缓执行,给了政府上诉最高法院的时间。他们原本寄望保守派法官能网开一面,却没考虑到这场官司已不是简单的党派之争,而是关乎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根基。大法官们的质疑集中在行政权力边界上,担心一旦放任总统借“紧急状态”之名征税,未来会彻底打乱权力制衡格局。
现在的局势早已超出单一案件本身。若最高法院最终限制总统关税权力,虽然能避免行政权过度膨胀,却可能引发关税返还带来的财政混乱;若支持政府立场,又会开创总统越权征税的危险先例。特朗普在听证会后仍嘴硬称“当天很顺利”,但他心里清楚,这起案件不仅关乎自己经济议程的核心,更可能影响2028年大选的民意基础。毕竟普通选民最关心的生活成本问题,恰恰被这项关税政策持续推高。
这场司法与行政的博弈,本质是美国制度设计的自我校验。大法官们的“倒戈”不是背叛,而是司法独立的体现,可贝森特的警告也并非危言耸听——1万亿美元的关税返还确实可能引发经济震荡。但无论结果如何,都暴露出特朗普政府试图扩张行政权的深层问题,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正在这场争议中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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