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札记】第二十八章：“时中”之实践

文/牧心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第二十八章

本章是孔子对个人行为边界、礼乐制度权威性与礼学选择的深刻论述，核心围绕 “时中”与“位德相配”展开，既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秩序紊乱的反思，也是中庸之道在社会治理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具体践行指南，为后世儒家确立了 “守道不妄为、循礼不盲进” 的思想准则，也为“时中”之实践路径指明方向。

孔子开篇所言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并非以身份高低论人，而是直指认知与德行的失衡。此处“愚”非指智商低下，而是对“道”的无知，不察古今之变、不明事理之常；“贱”亦非指地位卑微，而是德行浅薄，缺乏自省之心、无敬畏之意。“自用”是固执己见、拒纳善言，“自专” 是擅自妄为、逾越本分，二者皆违背中庸“执两用中”的核心精神。

尤为关键的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警示。孔子并非反对学习古制，而是批判不顾当下实际，强行复古的偏执。古之道虽有智慧，但时代变迁中，社会结构、民生需求已不同，若一味照搬旧法，必将陷入窘境。就如《论语》所记：“学而不思则罔”，对于传统以及其它优秀的文化或制度等，可以学习借鉴，但却要分辨、思考是否适用于自身，不能盲目照搬，否则便如 “东施效颦”，徒增乱象而适得其反。

对此，孔子并非空谈，而是以自身实践印证。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推崇周礼是众所皆知的，然而却并非盲目偏执的自用与自专，乃是结合自身实际，经过深入地对比和考究，最终作出的“时中”抉择。夏礼虽古雅，但其后裔杞国文献缺失、传承断绝，无实证可依，故“不足征”（即：无法证明）；殷礼虽有后裔宋国留存，却已不适应春秋时期的社会需求，故仅“学”而不“从”；周礼则不同 ，它承夏商之精华，经周公制礼作乐后完备系统，且在当时仍通行于世，既有古制的根基，又能契合当下的民生与秩序需求，是“执两用中”的最佳选择，故而孔子说：“吾从周”。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此句强调礼乐制度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来源。在儒家语境中，“礼”是天理的节文、人事的仪则，“乐”是道德的教化、情感的调和，二者共同构成社会秩序的根基。古人笃信“君权神授”，在古人观念中，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是“受命于天”，不仅拥有“位”的权威，更需承担“德”的责任。唯有德位兼备者，才能洞察天道人心，制定出符合“中”的礼乐制度，使社会“和而不同”。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对“位德相配”的极致强调，也是君王正统性的验证。有位无德者，如商纣王，虽居天子之位，却暴虐无道，若强行制礼作乐，只会将礼乐异化为压迫百姓的工具，背离仁道本质（这也是殷商灭亡的原因，武王伐纣的檄文即言：“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有德无位者，如孔子自身，虽深谙礼乐精髓、德行冠绝当世，却无天子之权，故只“述而不作”。朱子言：“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孔子对春秋时期仍存周室统一规范的认可，亦是中庸“和”的社会基础。车同轨则交通顺畅，便于物资流通与政令传达；书同文则文化贯通，便于思想交流与教化推行；行同伦则道德一致，便于人心凝聚与社会和谐。这些统一的规范，并非强求“同而不和”，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如诸侯虽有封地，却遵周室正朔；士民虽有习俗，却守仁爱之本。当今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虽各有独特语言、风俗习惯，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下，践行着新时代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恰合中庸“和而不流”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