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日本对台湾民众实行文化殖民的手段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破坏性,其厉害之处值得分析。笔者和留日学友们对此有深刻体会,本文尝试分享心得。不明白谁人发明赴日旅游是“返乡下”,等于认同自己来自日本、祖宗是日本人。细思极恐。例如赖清德“认日作父”,为何如此?要认真检讨。
首先,日本殖民台湾50年,推行皇民化运动,泯灭中国人意识。日本通过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禁止使用中文、修改历史教材等手段,从根本上切断台湾民众与中华文化的联系。日本强制台湾同胞改用日本名字、焚烧祖先牌位和族谱,强制消除他们的中国认同。通过控制教育体系,限制思想发展(愚民政策);日本将台民教育上限设定为中等教育,仅允许台湾学生学习工程和医学等实用专业,高等教育专为赴台的日本子弟保留。这种教育政策旨在弱化民众思想,巩固殖民统治,为日本的资源掠夺和统治稳定服务。日本压制中华文化,推行日本文化;拆毁台湾的中国寺庙,打压中国传统节庆,强制推行日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通过这些手段,日本力图改变台湾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接受日本文化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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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化殖民政策在台湾有深刻的历史印记,遗留下来的问题影响深远。尽管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但一些 “台独” 分子长期受其影响,表现出媚日倾向,认同日本才是他们的祖宗。这种长达50年的文化殖民遗毒,至今仍在影响着台湾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不仅在当时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到今天的台湾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仍有深远的扭曲影响。
日本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推行文化同化而设计的系统性奴化政策,强制推行以日语同化台民,禁用汉语。殖民初期设立“公学校”,强制日语教育。1937年后,更全面取消汉语课程,禁止公开使用汉语或方言,违者受严厉惩罚。又推行“国语家庭”制度(国语即日语),对使用“国语”的家庭给予物资奖励;赏罚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割裂中华文化根基,强迫台湾民众改拜日本天照大神,废除传统节日习俗(春节禁放鞭炮),强制改用日姓(例如张、林、高可改为张本、小林和高市),试图切断台湾民众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
日本殖民政府奴化教育的特质是差别歧视与资源倾斜。初等教育,日籍儿童入“小学校”(师资优、经费足),台籍儿童入“公学校”(侧重基础技能)。高等教育限制台胞就读法政、理工、文史哲等学科。例如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设立)於1944年仅85名台籍学生,其中80人学医,因为需要大量军医。课程内容灌输“效忠天皇”思想(每日背诵训词宣誓效忠),宣扬日本文明的优越性,将中国元素污名化(例如称花生为“南京豆”,中国为“”,例子多不胜数)。
支那
李登辉赴日本升读大学念农业,条件是先要归化为日裔台湾人。他1941 年(18岁)毕业于淡水中学,在“皇民化运动” 中,更名为 “岩里政男”,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1943 年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因日本不准来自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选读农业经济。他1944 年在日本被征召为军人学徒,派赴千叶市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岩里政男1945 年日本投降后返台,翌年进入台湾大学农经系继续学业时(23岁),才改回原来的姓名“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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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对台殖民政策是服务战争与经济掠夺。1895至1911年以语言同化为核心进行初步奴化。1919至1931年,教育转向服务资源掠夺(糖、米、木材输日)。1932至1945年,全面强力推动“皇民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培养后备力量,征兵拉伕。七七事变后派往中国战场,偷袭珍珠港后派往东南亚。中国14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强化对台湾民众的管控,通过“保甲制度”(“十户连坐”)监控思想,鼓励互相告发,以警察和宪兵镇压反日活动;推行“鸦片专卖”(今天仍有“槟榔专卖”),毒害台民身心。
1945年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陈仪立即废除日语教育,全面恢复汉语教学,重建中华文化认同,明确宣示:“台湾的教育必须彻底铲除殖民痕迹,让同胞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真是高瞻远瞩。大多数港人都不知道,日本在1941至1945 年占领香港期间,曾将主要街道名称改变,皇后大道变为“明治通”,干诺道是“佳吉通”,坚尼地道是“东大正通”,德辅道是“昭和通”,英皇道是“丰国通”,怡和街是“春日通”。二战结束后英国重来,这些街道名称才恢复原名。
总而言之,日本在台湾地区推行殖民教育,表面上提升了识字率,实则通过系统性文化灭绝和资源掠夺,将台湾变为侵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跳板。那段暗无天日的战争岁月,印证了殖民统治的残酷性,成为两岸共同维护文化主权与国家统一的深刻警示。
过去一段时期,香港年轻人将去日本旅游称为“番乡下”(回乡),初时听来好像是一种幽默、亲切的调侃,只是旅游界的促销语术,其实背后反映了日本的文化渗透。这种戏称一度被广为接受,不是字面意义上“返乡”那么简单。日本从来不是香港人移民留学的热门目的地,把部分年轻人去日本旅游说成是“探望亲戚”或“回到老家”,简直匪夷所思。把日本视为故乡,岂不是自认是日裔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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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讳言,上世纪60至80年代前后大约30年,日本名种文化元素(包括动漫、音乐、流行歌曲、电影、时尚、衣着、饮食、家庭电器、消费电子)影响深远。台湾民众对日本非常熟悉,当年了解日本多于了解大陆。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建基于长达50年的被殖民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导致潜意识的强者崇拜。随着日资企业到来,台湾的日式生活色彩十分普及(例如日本料理、便利店、药妆店、卡拉OK、日式夜总会、日本时装、消费行为模式、流行文化吸引力、电视连续剧、色情彔影带、二次元潮语表述、零食、百货商场、日本品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熟悉感。去日本旅游成为时尚,语言(例如汉字)与习惯(例如夜市)有相似之处,这些都是日本软实力的发挥。台湾民众对日本文化高度认同、民间旅游观光频繁,留日学生不少,延续台湾民众与日本之间特殊的文化纽带。这现象的背后,涉及文化亲近、社会心理、历史背景及现实便利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正是利用了这方面的人文特征,鼓吹反中仇中抗中。台湾民众对日本文化的亲近和日式生活的深度渗透,产生价值共鸣。怎样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恢复领土和主权的完全统一,如何做到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任重道远。
台湾民众从1895年到今天,长达130年的历史沧桑,导致身份认同迷糊不清,笔者隔岸观望,感到黯然神伤。殖民地时期的日本奴化教育,淡化了台湾民族的国家观念。战后80年,台湾民众在彷徨与失序之间徘徊,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相比之下,日本通过长期文化输出形成了一种“去中国化”和“去政治化”的吸引力,日本被部分台湾同胞视为“精神故乡”,掩盖了严肃的身份讨论,被民进党强化了台湾同胞对日本的集体认同。台湾部分年轻人对日本地理的熟悉程度,远超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恋殖心态的隐性延续,须要从根本上整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台湾民众复杂的心理困境,必须以回归祖国为契机,才可以从根本上扭转过来。要让台湾同胞能够骄傲地喊出“我是中国人”,需要长期努力。笔者坚信,最终必将可以做到,关键是要加强文化自信建设与历史教育普及,平衡多元开放与身份认同的健康发展,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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