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欧阳修盛赞的天才！这两篇奇文，一篇温润如玉，一篇绵里藏针！

小编精选了“唐宋八大家”中风格最为严谨醇正、雍容平实的曾巩的两篇巅峰之作。即是最为人称道的记文《墨池记》与《战国策目录序》。

这两篇文章，一篇借事说理，一篇辩章学术，完美展现了曾巩文章立足儒家道统、结构严谨、冲和平静而又思致深远的独特风格。

一、 作者简介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历史地位：

· 古文运动的重要实践者：其文风古雅平正，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在宋代备受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推崇，被认为是文章典则。

· 儒家道统的坚守者：其文章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旨归，重在说理和议论，即使是记、序等文体，也充满浓厚的学术和思辨色彩。

· 杰出的整理编校者：曾巩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如校勘《战国策》、《说苑》等，并为之作序，其序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仕途生涯：

曾巩青年时因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赏识。然而他科考之路并不顺利，三十九岁才进士及第。此后多年在地方任职，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越州通判、齐州、福州、明州、亳州知州等职，皆有政声。晚年被宋神宗召入京师，判三班院，拜中书舍人。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疾苦，其文章风格也如其为人，沉稳厚重，不事藻饰。

《墨池记》是他早年应州学教授之请所作，借景发挥，劝勉学者；《战国策目录序》则是他整理古籍时写的序言，代表了他成熟的学术思想和文章风格。

二、 正文全文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三、 生僻字注音与疑难字注释

墨池记

· 隐然： 隐隐约约，隆起的样子。

· 洼然： 低深的样子。

· 王羲之： 东晋著名书法家，世称“书圣”。

· 张芝： 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人称“草圣”。

· 强 (qiǎng) 以仕： 勉强他做官。

· 极： 穷尽，这里指游遍。

· 徜徉 (cháng yáng) 肆恣： 徜徉，徘徊；肆恣，放纵，任情。

· 晚乃善： 到晚年才特别好。

· 教授： 宋朝路学、州学中主管教育的官员。

· 章： 同“彰”，显著。

· 楹 (yíng)： 厅堂前部的柱子。

· 揭： 悬挂、张示。

· 推： 推究，考察。

· 尚： 推崇，尊重。

· 仁人庄士： 有道德修养、行为端庄的人。

· 遗风余思： 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令人思慕的美德。

· 被： 影响，覆盖。

战国策目录序

· 刘向：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

· 《崇文总目》： 北宋朝廷官修的书目。

· 阙： 同“缺”。

· 卒： 最后。

· 度 (duó)： 揣测，估计。

· 笃 (dǔ)： 坚定。

· 二帝三王： 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 偷： 苟且，敷衍。

· 一切之计： 权宜之计，临时应付的办法。

· 讳： 忌讳，隐瞒。

· 蔽： 掩盖。

· 寤： 同“悟”，觉悟。

· 疵 (cī)： 毛病，缺点。

· 放而绝之： 废弃、禁绝它。

· 泯 (mǐn)： 消灭，消失。

· 齐： 整治，统一。

· 高诱： 东汉学者，曾为《战国策》等书作注。

四、 现代文翻译

墨池记

临川城的东边，有一块地高高隆起，它下临溪水，叫做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个低洼的长方形水池，被称为王羲之的墨池，这是南朝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临近水池练习书法，池水都因此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当王羲之不愿勉强做官的时候，他曾游遍东方，泛舟出海，在山水之间使自己的心情愉悦。难道当他纵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停留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臻于精妙，那么他所擅长的这项本领，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才达到的，并不是天生就会的。但是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莫非是他们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吗？那么，学习的功夫何尝可以少呢！更何况是想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很高成就的人呢？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的来历不为世人所知，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的楹柱之间来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一篇记。”

我推究王君的心意，难道是因为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也许他是想推广王羲之勤学苦练的事迹，来勉励他的学生吧？人有一技之长，就能让后人像这样尊崇他，更何况那些仁人君子遗留下来的风范和美德，影响到后世，那情况又该怎么样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它缺少第十一篇。我到士大夫家去访求，才全部找到了这部书，并且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对那些无法考明的地方存疑，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才又恢复了完整。

序曰：刘向为这本书作叙录，说“周朝前期，阐明教化，修治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到了后来，阴谋欺诈盛行，而推行仁义的道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这个说法是很精当的。但他在最后认为“这部书是战国的谋士揣测当时的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才不得不这样（游说）”。这就可以说是被流俗所迷惑，而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前面所持的儒家之道）了。

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几百年，周朝旧有的制度已经消亡，旧有的风俗已经消失很久了。孔子、孟子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先王之道）是不可改变的，难道是要强迫当时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代所不能做到的事吗？他们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而提出当时应当实行的法则，使它不背离先王之道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之间的变革本来就不一样，他们采取的方法本来就有差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根本原则，事情的轻重缓急，却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也就像这样罢了。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东西，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不一。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则，难道是喜欢发表与众不同的言论吗？只是能够做到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流俗所迷惑，而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时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却喜欢自己的言论容易与君主合拍。他们的居心和意图，不过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好处，而讳言欺诈的失败；夸大战争的好处，而掩盖战争的祸患。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那样做，无不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但终究承受不了它带来的祸害；无不获得一些暂时的成功，但终究承受不了它带来的损失。最后到了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类人，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使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他们是世上的大祸害已经很明白了，但世俗之人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只有先王之道，能够根据时势进行变化，采取的法度不同，但考察起来没有缺点，实行起来没有弊病。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用游士之说来代替先王之道的。

有人问：“邪说损害正道，应当把它抛弃并禁绝。那么，让这本书不毁灭，可以吗？”我回答说：“君子要禁止邪说，本来就应该向天下人阐明那些邪说，使当时的人都知道邪说为什么不可信，然后再加以禁止，大家的认识就统一了；使后代的人都知道邪说为什么不能照着做，然后加以戒备，道理就明白了。哪里一定要毁灭那些书籍呢？抛弃并禁绝邪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讲神农学说的，有讲墨子学说的，都记录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战国策》的写作，上接《春秋》，下至楚汉之争的兴起，前后二百四十五年间，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迹，本来就不应该废弃。”

这部书有高诱作注解的二十一篇，有的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所记载的存留只有八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十篇。

五、 分析与解释

曾巩的文章以说理周详、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著称，这两篇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他的风格。

《墨池记》：因小见大，婉转多讽

1. 结构精巧，层层递进：全文围绕“墨池”遗迹，层层生发，由记事而考据，由考据而议论，由议论而勉励，环环相扣。

· 第一层（记事与考据）：开篇先交代墨池的方位、形状和来历，但紧接着用“岂信然邪？”提出疑问，体现了学者式的审慎，避免了武断。

· 第二层（核心议论）：由王羲之“徜徉肆恣”的逸事，自然过渡到其书法“晚乃善”的关键，从而得出“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的核心论点。随即用一反问“岂其学不如彼邪？”点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顺势推及“深造道德”这一更高层面。

· 第三层（写作缘由与主旨升华）：通过推究王盛教授题字并求记的用心，将文章主旨从“学书”引向“勉学”，最后再升华到对“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的推崇。结尾一句“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言有尽而意无穷，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境界。

2. 语言含蓄，多用设问：全文使用了六个“邪”、“哉”、“乎”字句，这些设问和反问句，使说理语气显得委婉含蓄，平和恳切，而不是咄咄逼人。这种婉转的风致，正是曾巩记文的一大特色。

3. 立意高远，小中见大：文章从一个小小的墨池遗迹入手，却生发出关于成才之道、道德修养的重大主题。这种因小见大、即事明理的写法，体现了曾巩作为理学先导的思维深度。

《战国策目录序》：守经达权，理足气盛

1. 论点鲜明，驳立结合：这是一篇出色的学术驳论文。曾巩首先肯定刘向对周朝治乱原因的概括“其说既美矣”，这是“立”。随即笔锋一转，指出刘向认为纵横家“不得不然”的结论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这是“驳”。全文以此为核心展开论述。

2. 核心哲学：“道”与“法”的辩证关系：这是全文的精华所在，展现了曾巩深刻的哲学思辨。

· “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承认制度方法（法）应该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不必完全相同。这体现了他通达权变的一面。

·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强调根本的原则（道，即儒家仁义）是立国之本，必须坚守，不能改变。这体现了他坚守原则的一面。

· 他用这个标准衡量孔孟与战国游士：孔孟是“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是守道而达变；而战国游士则是“不知道之可信”，“偷为一切之计”，是背道而逐利。这一对比，高下立判。

3. 论证严密，气脉贯通：文章从校书情况说起，接着引述并批驳刘向的观点，然后正面阐述“道”与“法”的关系，再对比孔孟与游士，最后回应“是否该焚书”的疑问。逻辑清晰，层层深入，说理透彻。虽为说理文，但语言整饬，气脉贯通，体现了曾巩散文“醇于儒，炼于理”的特质。

4. 通达的学术态度：在结尾处，他反对简单地焚毁《战国策》，主张“明其说于天下”，让人知其不可为而自戒。这种通过辨析来禁绝邪说的方法，远比文化专制主义高明，展现了一个学者开阔的胸襟和理性的态度。

两篇文章的关联：

· 内在精神的统一：两篇文章都体现了曾巩坚定的儒家立场和循循善诱的师者风范。《墨池记》勉励学者刻苦砥砺，以成德业；《战国策目录序》则辨明邪正，以卫道统。前者侧重于个人修养，后者侧重于学术大道，但核心都是弘扬儒家精神。

· 艺术风格的共性：两文都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语言质朴含蓄，在平实的叙述和议论中蕴含深意，体现了曾巩散文一贯的“古雅、平正、冲和”的主体风格。

六、 作者背景：写作时的曾巩

· 《墨池记》（1048年）：写于曾巩三十岁时。此时他尚未中进士，正处于潜心苦读、积蓄力量的阶段。他深受欧阳修“文以载道”思想影响，文章重在说理和教化。《墨池记》正是他早年这一文学主张的实践，通过一篇小记来勉励后学，也寄托了自己的志向。

· 《战国策目录序》：写于他任职馆阁，负责编校史籍时期。此时的曾巩，学问更为渊博，思想更为成熟。他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整理古籍，其序言不仅是对一本书的评价，更是他系统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集中表达，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的深邃思考。

七、 文章的意义

1. 散文艺术的典范：曾巩的散文是唐宋古文运动中“文道合一”理论的完美体现。其严谨的结构、醇正的立意、含蓄的语言，为后世提供了散文写作的典范，尤其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圭臬，影响极大。

2. 宋代理学思想的先声：他的文章中对“道”与“法”、“本”与“末”关系的辨析，充满了理性思辨色彩，体现了由古文家向理学家过渡的思想特征，对后来的程朱理学有一定的影响。

3. 士大夫精神的体现：无论是劝学还是卫道，曾巩的文章都体现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不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情感的激烈，而是以平和的态度、坚实的说理来履行一个文人教化社会的职责。

《墨池记》与《战国策目录序》，一如精雕细琢的玉器，一如浑厚大气的青铜鼎。它们代表了曾巩散文的两种面向：精微的感发与宏大的思辨。

在群星璀璨的唐宋八大家中，曾巩以其特有的沉稳、厚重与深邃，奠定了其无可替代的一家地位。读他的文章，初觉平淡，细品方知其韵味之绵长，思理之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