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命名之痛：“洋名”泛滥的背后，暗藏西方殖民密码

中国国家地大物博，特有物种一大堆，可不少动物的学名却带着浓厚的洋味。比如青海湖边上那种细腿弯角的羚羊，当地人管它叫滩黄羊或黄羊，可国际上叫普氏原羚。

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取的，普氏指的是俄罗斯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1875年，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采集样本，带回去后就用自己名字命名了。

结果，中国人自己熟悉的动物，反倒成了别人发现的宝贝。中国很多动物学名都这样，根子还在西方殖民扩张那段历史里头。

普氏原羚只在中国青海湖周边分布，海拔3200到3500米左右，历史上还出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

普热瓦尔斯基那时候以科学考察名义来中国西北，其实夹杂着情报搜集的任务。他四次进入中亚和中国地区，采集了不少动物标本，包括这种羚羊。

样本带回圣彼得堡，动物学家正式描述，就成了Procapra przewalskii。

普热瓦尔斯基不光命名了这个，还搞了普氏野马、普氏裸鲤。

普氏野马是1881年命名的，原本在新疆分布，因为捕猎和环境破坏，野外种群20世纪60年代灭绝了，现在靠人工繁殖才有点恢复。

普热瓦尔斯基的活动直接导致这些物种以他的名字流传，忽略了中国本土居民早就知道并命名的现实。

麋鹿在中国有300万年历史，古书里叫四不像，象征祥瑞。分布在长江黄河中游，秦汉时候就常见。

可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大卫在北京南海子猎苑看到圈养的麋鹿。

他通过外交渠道搞到标本，1866年运回巴黎，科学家阿方斯·米尔恩-爱德华兹命名Elaphurus davidianus，俗称大卫神父鹿。

就因为大卫第一个向西方科学界介绍，这动物就带上了他的标签。

结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加上洪水，南海子麋鹿灭绝，中国本土一度没了踪影。

直到1985年，从海外引回，才慢慢恢复种群。现在大丰麋鹿保护区有几千头，可学名还是那个洋味的。

鸟类情况更严重。中国记录鸟种超过1400种，可中国人自己命名的只有金额雀鹛、四川旋木雀和弄岗穗鹛三种，其他基本都是洋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等国的探险家来中国西南采集鸟类样本，命名权就落到他们头上。像一些鹛类，直接用采集者的姓氏。

这些人往往通过殖民渠道进来，采集方式包括猎杀，带走标本后宣称自己是发现者。中国人世代观察这些鸟的习性、迁徙，却没在国际命名体系里占一席之地。

这不光是鸟，植物也一样。水稻在中国长江流域培育几千年，可国际分类分成日本稻和印度稻，抹杀了中国先民的贡献。

数学上，祖冲之子祖暅的体积计算法叫卡瓦列里原理，勾股定理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古希腊其实没基础证据。

这套命名规则出自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他1753年出版《植物种志》，正式引入二名法：属名加种小名，用拉丁文，后面加命名人姓氏和时间。

规则强调谁先采集模式标本、科学描述，谁就拿命名权。听起来科学，可在19世纪欧洲扩张期，就成了工具。

欧洲人殖民亚洲非洲，探险家传教士蜂拥而至，中国成了重点。林奈体系不重动物体态、栖息地特征命名，而是突出发现者个人。

这就问题大了，因为真正的发现者往往是本土居民，可他们没国际话语权。结果，洋人一来，宣称科学发现，就把名字冠上去了。

这不是单纯科学问题，而是西方殖民扩张的文化属性。殖民不光抢土地、签条约，还得精神上占有。命名就是一种手段，通过洋人姓名植入，强化欧洲中心论。

英国殖民美洲时，物理占领土地，法律条款固定，传教精神洗脑。在中国，传教士先来，精神占有先行。大卫就是传教士，普热瓦尔斯基的探险也带军事背景。

茶学家吴觉农20世纪初留学日本，看到茶树起源被归到印度或英国，感慨国家衰败时，什么都会被掠夺，连本土植物国籍都改。

要破局得从规范本土称呼入手。葛玉修的努力就是例子，国家层面也行动了。

2020年，全国政协委员张周平提案，建议避免洋名命名本土物种，增强文化自信。

他指出鸟类洋名泛滥，让人误以为引进物种。国际规则是林奈体系，可中国可以推广本土俗名，并在保护中用。像普氏野马，现在叫中国普氏野马，强调起源。

植物上，吴觉农推动茶树研究，确认中国起源。未来，得壮大自身，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立更公平的命名规范，强调栖息地和特征，而不是单纯发现者。

保护上，青海湖普氏原羚通道2021年建成，减少车辆碰撞。麋鹿1985年引回后，种群稳定，遗传多样性在恢复。

动物不分国界，可命名反映历史，得正本清源。未来，期待更多本土名字在国际流传，让中国物种真正姓中。

参考资料：

1、郑作新：中国鸟类岂能只由外国人采集命名？ 中国青年报 202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