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飞行员张立义侦察大陆被击落，妻子坚守17年，结局让人感慨

1965年1月10日凌晨三点，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跑道灯忽明忽暗，张立义调好座舱里的时钟，低声对领航官说了一句：“今晚要拼命了。”这不是一句豪言，而是经验使然——连续三个月，他和“黑猫中队”几乎每周都要夜行一次。

黑猫中队是台空军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产物。U-2侦察机一口气能爬到两万一千米，这高度本来够安全，可形势变了。大陆引进了S-75导弹，雷达频带向上推，气氛陡然紧张。张立义的任务，是拍下大西北核设施的新建工区，胶片要在返航后立刻送往美国关岛冲洗。

穿越海峡后，飞机拉到六万八千英尺。机身细长，像支铅笔，外皮却在超低温中微微颤抖。张立义边调整氧气边观察仪表，他心里清楚，只要十分钟，防空雷达就会捕到他。照例，他把干扰器开到最大，随后果断压低一百英尺，想借云层遮挡。

有意思的是，地面首先动作的不是雷达，而是一串通讯静默。通讯网安静得可怕，像刻意让人误判。五分钟后，“警戒一号”信号突然蹿上屏幕，导弹呼啸而来。闪光伴着震动，U-2左翼被撕开半米裂口。张立义按下弹射柄，身体被瞬间抛入漆黑高空，耳边只有呼啸风声。

降落伞还未完全张开，他已看见下方隐约的山谷灯火。几分钟后，解放军搜索小组赶到。枪口抬起又放下，带队军官只说了一句：“先救人，再提问。”这一夜，风极冷，张立义的飞行服外壳结了一层霜，他却第一次感觉不到寒意。

被俘后的最初几周，他在西安的军区医院接受治疗。骨折、耳膜破裂，加上高空减压引起的内伤，医生列了厚厚一沓病历。1970年，他结束羁押，被安排在北京某机关担任资料翻译，生活单调得像钟表，却安全。对于曾把云层当公路的人，这种安全是一种漫长的消磨。

同一年，台湾方面寄来了一纸“阵亡通知”。信件送到台南家中，妻子张家淇拆开时，只看到“执行任务殉职”几个字就瘫坐在门口。那天晚上，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言未发，邻居说她像一尊石像。

日子得继续。张家淇白天在制罐厂上班，夜里帮人缝补衣服。孩子病了要跑医院，婆婆年迈常常头晕，她没叫过一声苦。钱不够时，她会把自己那件旧呢大衣拿到当铺换钞票。最难的是春节——鞭炮响起，她总会下意识抬头寻找天空中的航迹。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我得把婚书还给他。”1978年，她与修理厂工人何忠俊登记时，提出这个近乎苛刻的条件。何忠俊只笑笑：“回得来就让他回。”这句轻描淡写，成了之后17年的默契。

进入八十年代，两岸通过红十字会交换在押人员名单，张立义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台北情报部门的传真上。消息像石子落水，最先荡起涟漪的是媒体。1982年六月，一张香港记者拍到的黑白照片刊在报纸头版：身穿便装、头发花白的张立义站在九龙渡轮码头，手里提着小皮箱，脸上带着疲惫。

台当局以各种理由拖延发放入境许可，手续从夏天拖到冬天，又拖了八年。1990年秋，他终于踏上松山机场的水泥地。接机人群里，张家淇站在最后排，手攥得通红。张立义看见她，足足停了三秒，才缓步走过去，两人没有拥抱，只互相点头，像确认对方仍旧存在。

不远处，何忠俊默默转身。他对朋友说：“我答应过她，如今该兑现。”简单一句，把17年光阴折成一张薄纸。

1991年春，台北市户政事务所重新登记了“张立义、张家淇”这一对配偶。那天上午空气闷热，排队的人很多。工作人员递上新的结婚证时，张立义低声说了句：“谢谢你等我。”张家淇没回答，只把证书细心放进手袋。

此后，张立义很少再提当年的高空飞行；张家淇也极少谈那17年的坚守与再婚。两个人选择在平淡生活里收起往昔波澜。偶尔邻居问起，他们只是淡淡笑笑，仿佛那一页历史与现在的菜米油盐早已分离，可彼此心底都明白，云端爆炸或人世别离，都不再需要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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