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荡少年到气象巨匠：竺可桢的传奇人生与心志

气象潘姐姐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气象局科普创新团队带头人

北京气象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青少年气象科普讲师

8月17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我走进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气象逐梦人——解密风云密码”的讲座。从古代先民的气象智慧讲到了气象创新，从气象先驱讲到精神传承。两个小时的课程充满欢声，也伴有哽咽。讲座结束后，我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转了许久，感受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同时也不自觉地，在展馆里探寻气象元素……

展墙上，一页用黑色钢笔书写的日记被精心装裱——泛黄的纸页上，既有“晨外温-9℃”这样细致的气象记录，也有工作交流的文字痕迹，笔迹在岁月流逝里仍透着严谨与执着。

拍摄：乐通

这页日记的主人，正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于乱世中以科学为舟、载起“救国”之志的“风云先驱”竺可桢。从曾被嘲讽“活不过20岁”的羸弱少年，到为中国气象事业披荆斩棘的学界泰斗，他的一生始终锚定“国之所需”，在战火与贫瘠中开辟出科学报国的征途。

接下来，我们便循着这页日记里的点滴痕迹，重温他那热血且坚韧的“历险”人生……

一张图说气象——气象先驱竺可桢

出品：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

生逢乱世

山河破碎时，立下报国志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这片孕育了鲁迅等先觉者的土地，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可他的成长之路，却始终与战乱相伴：21岁时，辛亥革命爆发，推翻帝制的浪潮席卷全国；41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47岁时，全面抗战打响，战火蔓延大半个中国。

彼时的中国，不仅饱受外敌侵略，科技更是一穷二白——气象观测权被列强掌控，中国大地上竟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气象台。这份主权被侵的屈辱，在竺可桢1918年留学归国后才深刻体会：他亲眼看到外国教会垄断气象数据，中国人要用中国自己的气象信息竟需仰洋人之鼻息。因此，他发出了“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的慨叹。正是这份切肤之痛，让他更加坚定了“要科技报国、要让中国有自己的气象事业，再也不受列强欺负！”的信念。这样的报国志向，成了他一生的“指南针”。他知道，只有掌握知识、发展科技，才能实现报国的理想。

意志坚定

面对嘲讽，他用运动改写人生

谁能想到，这位日后踏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科学家，少年时竟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1905年，15岁的竺可桢考入上海澄衷学堂，与胡适（时名胡洪骍）同班。因身材瘦弱，曾被胡适嘲讽：“竺可桢虽然成绩好，但弱不禁风，好像得了痨病。我看他活不过20岁！”换作旁人，或许会愤怒反驳，或许会自卑消沉，但竺可桢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批评”——他知道，要实现报国理想，首先要有一副能扛住风雨的身体。

从那以后，“锻炼身体”成了他和学习同等重要的事。清晨，别人还在睡梦中，他已经绕着校园跑步，风雨无阻，意志坚如磐石。他没有追求“长胖”，而是追求“强健”——多年的坚持，让那个瘦弱的少年不仅活过了20岁，更练出了一副能经得起长途跋涉、野外勘探的好体魄。

晚年时，70多岁的竺可桢仍能走遍中国的山川田野，俯察地理、观研物候。这份“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定，是他克服无数困难的底气。

志愿选择

瞄准“国之所需”，三次更改专业

在那个“个人兴趣服从国家需要”的年代，竺可桢的专业选择，从来都不是“我喜欢什么”，而是“国家缺什么”。

最初，他选择土木工程专业。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急需大量的技术人员；后来，他考取留美公费生，看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却因技术落后常年饥荒，又毅然改学农业；然而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完农学专业后，他发现美国的大平原农业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小农经济。恰逢哈佛大学开设气象学专业（与农学密切相关）——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谁掌握了气象信息，谁就掌握了战争话语权”。美国当时气象学研究已初具规模，哈佛是少数能系统教授该学科的高校，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尚属空白。

没有丝毫犹豫，竺可桢报考了哈佛大学气象学专业。要知道，当时的气象学在全球都是冷门学科，研究难度极大。但竺可桢不管这些，他一头扎进气象科学的海洋，硕士阶段研究“中国雨量”——没有现成数据，他就翻阅古籍寻找气象线索；博士阶段研究“台风”——即便是现在，台风仍是世界性难题，而他却在没有先进设备和丰富数据的年代，靠着大量的查阅资料和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摸清了亚洲东部台风的特点。

毅然回国

拒绝国外高薪，带着“一颗中国心”从零建气象

1918年，竺可桢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的他，已是气象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美国多所大学向他抛出橄榄枝，承诺提供高薪、优渥的生活条件；科研机构也邀请他留下，共同开展前沿研究。

然而，竺可桢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邀请。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战乱之中，国家的气象事业更是一穷二白：没有气象台，没有观测设备，甚至没有专业的气象人才。有人劝他：“中国现在还很贫穷、落后，不能给你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能施展你的才华。你会被毁掉。”

竺可桢却摇了摇头：“我们中国人说，‘子不嫌母丑’。我的家人需要我，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正是因为她落后，我才要回国，为国效劳，振兴中华！”

1918年秋，竺可桢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回国后，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主要讲授地理课和天文气象课，把西方先进的气象知识带回中国；1927年，他接受蔡元培邀请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28年正式出任所长后，启动南京北极阁气象台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国第一座自主建设的现代化气象台。

没有资金，他就四处奔走，向政府申请、向社会募捐；没有人才，他就开办气象学习班，手把手教学生观测、记录、分析数据；没有数据，他就带着学生跑遍全国各地，在高山、在平原、在海边，设立一个个气象观测点，亲自采集气象数据。1930年元旦，在他的努力下，气象研究所自主绘制完成东亚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列强掌控中国气象观测权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浙大校长

烽火中的“文军长征”，把大学办在祖国大地上

1936年，竺可桢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的他，正一心扑在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上，想在气象领域继续深耕，根本无意为官。

经蔡元培等人多次劝说，包括他的夫人张侠魂也表示支持，竺可桢思索再三，最终答应了任命。但他提出只当半年校长的要求，当局却要求他至少任职一年。

经过一番改革，浙大校容校风焕然一新，他也多次提醒当局任职已到。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沦陷，浙大面临被战火摧毁的危险。竺可桢看着校园里的学生和书籍仪器，做出了一个艰难却坚定的决定：“留下！带着浙大搬迁！”

这一走，就是一场历时8年、跨越四省的“文军长征”：从浙江西天目山，到江西吉安，再到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遵义。西迁路上，竺可桢失去了最亲密的人——他的爱人、最小的儿子都因劳累和疾病去世。他强忍悲痛，白天带着师生赶路，晚上规划办学，甚至还要四处求人解决粮食和校舍问题。

最终，浙大不仅没有在战火中消失，反而从最初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成拥有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被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而竺可桢，也从“只当一年校长”，变成了连任13年的“浙大保姆”——“竺可桢留给浙江大学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踏遍祖国

83岁仍发表论文，用一生书写“求是”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继续投身气象学、气候学研究。此时的他，已经年过半百，但脚步却从未停下——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海南的热带雨林，从新疆的罗布泊到西藏的雪山，每到一处，他都亲自观测气象、记录物候，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1964年，74岁的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这篇论文融合了他毕生的气象学、农学知识，甚至引用了古籍中的气候记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毛主席专门邀请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畅谈了两个小时。1972年，82岁的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974年，竺可桢与世长辞，享年84岁。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基础，更是一种“求是”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

精神传承

风云变幻中，守护万家平安

如今，竺可桢先生的“求是”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国气象人的血脉。在现代气象科技的前沿阵地，年轻的气象工作者们继承并发扬着竺老先生的精神。他们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不断提升气象预报的精准度和及时性。如今，当我们看着手机里精准精细的天气预报，当我们在冬奥会赛场上见证气象科技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当我们在应对极端天气灾害时依靠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都不该忘记，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位留洋博士的归国誓言，是一位气象先驱的一生坚守。

竺可桢先生的“历险”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是躲在实验室里的“书呆子”，而是能扛起国家重任、能在困境中开辟道路的“逆行者”。而这份“国之所需，吾心所向”的精神，也将永远指引着中国气象人，在风云变幻中，守护万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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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叶彩华 潘昕浓

作者：潘昕浓

制作：北京市气象局科普创新团队

审核：叶彩华 尤焕苓

监制：叶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