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张电话凭什么需要“无犯罪证明”？

“想在南昌办张电话卡，营业厅说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合理吗？”近日，有消费者反映称，在线下办理电话卡时，被电信营业厅要求提供额外证明材料。

据澎湃新闻报道，记者实测移动、联通和电信在多个城市的线下营业厅发现，他们的审核标准差异显著，有些城市的营业厅仅要求本人带身份证即可办卡，有些则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中的一项，更有甚者，要求预存500至1000元话费、审核本人房产证或营业执照。

一张小小的电话卡，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是融入社会、享受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与公民权利。如此关乎基本生活的服务，办理门槛何以混乱至此、层层加码？要求公民自证清白方可入网，这背后是显而易见的权力越界与懒政思维，其荒谬性与不合理性，必须被严肃审视。

首先，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于法无据，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 根据我国《电信条例》及相关规定，个人办理电话入网手续时，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登记。这是为了保障通信安全、打击违法犯罪，公众对此早已理解并配合。然而，法律法规从未赋予电信运营商审查用户个人前科的权力。

“无罪推定”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意味着任何公民在未经司法审判定罪前，都应被视为清白。要求公民在办理一项基础公共服务时自证“无犯罪”，实质上是将每一位用户预先视为“潜在嫌疑人”，这是一种颠倒的逻辑，是对公民人格权和隐私权的无端质疑。

其次，运营商审核标准的混乱，暴露了其将社会责任与经营风险无限转嫁给用户的卸责心态。 近年来，国家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通信渠道的运营商承担着巨大的监管压力。然而，部分运营商为了规避自身风险、应付考核，不是通过加强技术监测、提升内部管理来履行反诈责任，而是采取了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通过人为抬高办卡门槛，将审核成本和潜在风险直接甩锅给用户和政府部门。

要求“无犯罪证明”，等于让公安机关替其背书；要求“工作证明”“房产证”，则是试图通过资产来筛选和过滤用户。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行为，以牺牲普通消费者的便利和权利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管理的“省心省力”。

再者，这种随意增设的门槛，不仅于反诈实效有限，更可能衍生新的不公与寻租空间。 电信诈骗分子完全可以通过购买、盗用他人身份信息，或转向审核宽松的地区，甚至通过伪造证明文件来规避这些审查。最终被这些奇葩规定卡住的，往往是那些不熟悉流程、无法轻易提供各种证明的普通守法公民，如老年人、刚步入社会的学生、自由职业者或外来务工人员。

这无形中制造了新的“数字鸿沟”，剥夺了他们平等获取通信服务的权利。同时，当审核标准完全取决于营业员的口径时，“能否顺利办卡”便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商量”的事情，为权力寻租和“黄牛”滋生提供了土壤。

通信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治理电信诈骗，必须依靠精准的法律、技术与数据手段，而非这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粗放式、连坐式管理。运营商不能因为肩上负有反诈的重担，就异化为一个可以随意审查公民私德的“准司法机关”。

工信部等监管部门应当立即出手，统一并明确全国线下办卡的审核标准，坚决取缔一切于法无据的额外证明，将“仅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应鼓励运营商通过大数据模型、风险行为识别等科技手段，实现更精准、更智能的风险管控，而不是将管理成本和社会代价转嫁给最广大的守法用户。

办一张电话卡，不需要自证清白，更不需要抵押信用和财产。让通信的归通信，让法治的归法治，别再让“无犯罪证明”这样的荒唐要求，成为公民享受基础公共服务时难以逾越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