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的维多利亚港灯火很多,我却在想被搬走的钱。
八十年代前后,港币忽然扣在美元上,出面的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称那是技术操作,结果却把财政钥匙递给了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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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汇率锁死,香港政府失去印钞的自由,后面所有土地收入就只能靠卖地补洞,这一步等于把城市放上拍卖台。
最抢手的位置几乎同时落进太古、和黄、汇丰的账簿,过程毫无戏剧,只有冷冰冰的招标公告和一连串转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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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那时已在零售和塑料行业里打基础,却在房市低潮期拿到汇丰定向放出的贷款,他的标书总能压过别人半个点。
香港房价第一次深跌时,其他开发商在求现金,他却不断加仓,外界说是视野好,其实真正宽裕的是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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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地、加杠杆、再拿地,循环几轮后,市民发现租金翻倍,工厂区被迫北移,四万家工厂只剩下四分之一挂在招牌上。
界限街南北的分割不是口号,那条路南侧写着“女王私人产业”,北侧写着“工业临时用地”,区分简单直白,收益也一样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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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十年代,撒切尔夫人急需钱做国内私有化,英资在香港的溢价收入被送回伦敦,成了另一张财政报表上的好看数字。
这时的李嘉诚扩大船运、买入海外能源,全城觉得他冲出亚洲,其实他更像是在为老伙伴打前站,换更多结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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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刚到,他用电讯、基建项目覆盖欧洲,卖掉部分港岛写字楼,外界猜他在优化资产,时间后来证明是抽水离场。
2013年之后,他集中出手本地商场和码头,差不多两千亿港币被换成离岸资金,速度快得让市场来不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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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海边那片草坪白天人多,夜里空空,可产权依旧留在汇丰体系,光是这一块地,估值就抵得上一家中型银行。
当年不少年轻人排队买楼花,月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看不到背后是国际信托公司一条龙包装的融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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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这一连串操作叫做自由市场本能,可工厂机器停摆、航运码头减班、服务业独大,城市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单薄。
内地观察到这种局面后,在二〇〇二年开始调分税结构,二〇一四年并地税,二〇一五年结束联会,路线图写得清楚。
这些动作指向同一点:不把土地和金融主导权交出去,因为交出去就很难再拿回来。
国际美元资金不乐意,看见生意变薄,反击声浪隔着太平洋传来,这是利益链的自我保护,并非谁的一时情绪。
李嘉诚的故事常被包装成逆境翻身的戏,可若把汇丰、渣打、太古的放款记录一条条拼起,就能看清选角过程。
胜负不在零售柜台,也不在商场的尺土,而在汇率锚、信贷门槛和招标公示的每一行小字。
当戏台换景更快,旧演员自然退到幕后,新面孔又会在熟悉的位置重复相同桥段。
曾经的维多利亚港以输出宝石、丝绸闻名,后来输出的是高杠杆地价,再后来输出的干脆是现金流本身。
如今夜色依旧,一艘艘货船还在等泊位,可码头码工的行列短了,更多岗位搬去了更北的岸线。
城市的霓灯会亮很久,可是谁在掀开电费账单,谁就能看见电流背后的真正买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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