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种小说｜当一位律师在自己国家开始流亡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这是一些残片的打捞，你看到一些名字，一些跳跃的情节，一些熟悉的意象，也可能是他计划中有待展开的宏篇巨制的一部分（他们说他一般同时开始写三篇短篇小说，甚至是五篇），但足以让你想起那个罗贝托·波拉尼奥。他已经离开很久了，没想到你还能再看到他，尽管只是残片。你在熟悉的气味中想象它可以有的情节——或者想象那个卷发的戴眼镜的男人，匆忙地急三火四地赶他的稿子，在上帝的悲悯和肝被耗尽之前，拼尽全力把散落在无尽空间里的他的灵感和创造力收拢进到一个口袋中。

“多年以后，贝拉诺定居在地中海边一个小镇里。利马回到了墨西哥。他回到墨西哥城。”

就是这种味道。贝拉诺，利马，里梅尔克，两个南美人出现在欧洲，有时是巴黎，有时是加泰罗尼亚……有些作家让你悲伤，他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再也看不到他写的那些故事了。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把小说开头发布如下：

令人难以忍受的高乔人

献给罗德里戈·弗雷桑

和曼努埃尔·佩雷达交往密切的人认为他有两项突出的美德：作为父亲，他细心温柔；作为律师，他无可指摘，他的诚实—在这种品德并不被推崇的国家和年代——是有口皆碑的。关于第一点，他的一双儿女贝贝·佩雷达和库卡·佩雷达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长大后他们指责父亲将他们保护得太好，尤其是在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上，父亲为他们做得太多，以至于他们从不知道现实的残酷。关于律师工作，也没什么可说的，他赚到了钱，收获了许多朋友而不是四面树敌，这并不容易；在面临选择，是做法官还是代表某党派参选议员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司法领域更进一步—尽管这意味着将无法获得如从事政治活动那样多的经济回报。

不过，三年后，他对司法界彻底失望，便放弃了公共生活，至少有那么几年，他投入到了阅读和旅行中。当然，一定存在一位佩雷达夫人，她结婚前姓赫希曼，据说佩雷达曾经疯狂地爱上了她。许多老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一张照片中，佩雷达身着黑色西装，和一位金发——几乎是白金发色——女郎跳着探戈，她对着镜头微笑，而他那像梦游者或羊羔一般的眼神，只聚焦在她身上。很不幸的是，佩雷达夫人在库卡五岁、贝贝七岁时突然去世了。虽然人们都知道佩雷达的社交圈子里有几位与他关系友好（但从不是男女朋友关系）的女士，而且她们都具备成为佩雷达夫人所需的所有品质，但这位年轻的鳏夫并没有再娶。

有两三位亲近的朋友问佩雷达为何一直保持单身，他的回答总是相同：因为不希望尚且年幼的孩子们面对来自继母的（难以承受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压力。在佩雷达看来，阿根廷最大的问题，至少是那几年这个国家的所有问题，恰恰源于继母问题。我们阿根廷人，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过母亲，或说她是隐身的，要么就是她把我们遗弃在了孤儿院门口，然而，从伟大的庇隆主义继母开始，我们有过太多继母，各种肤色的。最后他总结道：在拉丁美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更了解继母问题。

尽管如此，他的生活很幸福。他常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很难不快乐，这座城市是巴黎和柏林的完美结合，虽说仔细观察的话，更像里昂和布拉格的完美结合。他每天和孩子们一起起床、吃早饭，再把他们送到学校。上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读报纸，总是至少阅读两份报纸，十一点吃点心后（一般是肉和香肠，黄油抹法国面包，两三杯国产或智利产的红酒，除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喝法国红酒），睡午觉到一点。然后他会独自在空荡的餐厅里一边读书一边吃午饭。年老的女佣漫不经心地看着他吃饭，银镶边相框里黑白照片中已故妻子的目光也陪伴着他。他午饭吃得不多：一碗汤、一点鱼和土豆泥，他一般会等到放凉了才吃。下午，他会辅导孩子们做功课，两位拥有意大利人姓氏的老师会到家里给孩子们上课，他会安静地陪库卡上钢琴课，或旁听贝贝的英语和法语课。有时库卡学会了弹整首曲子，女佣和厨娘就会凑过来听，佩雷达充满骄傲地聆听她们对女儿的小声赞扬，一开始他觉得太过夸张，但多想两遍后，又觉得她们夸得贴切到位。晚上在给孩子们道过晚安并无数遍嘱咐用人们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后，他会去科连特斯街上他最喜欢的咖啡馆，他

最多待到一点，不会再晚了，他在那里整晚听他的朋友们或朋友的朋友们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怀疑即使自己先前了解这些事，也只会觉得极其无趣。然后他起身回家，此时家里的人都已经睡着了。

孩子们最终长大成人。库卡先结婚，随后搬去了里约热内卢；贝贝致力于文学，确切地说是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成功，成为一名知名作家，这让佩雷达很骄傲，儿子出版的书他不仅每本甚至每页都认真阅读。贝贝成名后还在家住了几年（哪儿会比家更好呢？），之后他也像妹妹一样远走高飞了。

起初，律师试图结束孤单一人的生活。他和一个寡妇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时又遇到一个名叫瑞贝卡的年轻女孩，可最后他发现，整理自己庞杂凌乱的书房就能感到满足。这期间，贝贝在一所美国大学教了一年书，当他从美国回来时，佩雷达已经变成一个早衰的老人。贝贝很担心，便尽量多陪在父亲身边，他们有时会一起去剧院或影院，佩雷达总是睡着；有时候，贝贝会强迫（只在开始时）父亲和他一起参加黑铅笔咖啡馆办的文学沙龙，一些获得市级奖项加冕的作家会在沙龙上就祖国的命运进行冗长的发言。佩雷达通常一言不发，不过他开始对儿子的作家同行们的发言感兴趣了。他们谈文学的时候，他确实感到无聊。在他看来，阿根廷最好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和他儿子，其他都是废话，但他们一讲到国内外政治，佩雷达便如遭电击一般全身紧张。从此以后他的日常活动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早起，然后在书房的旧书堆里翻来翻去，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接着整个早上都用来阅读。他决定戒酒，不吃过于油腻的食物，因为他认为这两样东西会使自己变迟钝。他的卫生习惯也变了，很快就不再每天洗澡，出门前也不再精心打扮，还有一回，他没打领带就去公园里读报纸。有时他的老朋友们也很难从这个“新”佩雷达身上找到他们熟的老友——那位各方面都无可指摘的律师——的任何影子。有一天，他起床时感到比平常更加紧张不安，因为将要和两个已经退休的朋友吃午饭，一位曾是法官，另一位曾是记者，整顿饭下来他没停止过大笑。最后，在他们品尝白兰地时，前法官朋友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开心。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沉沦，佩雷达回答。前记者觉得他这位律师朋友大概是疯了，便建议他去海边散散心，来自大海的空气令人精神振奋。而前法官不是一个喜欢随便揣测原因的人，他觉得佩雷达只是突然想换个话题而已。

几天后，阿根廷的经济确实垮了。美元账户被冻结，那些还没来得及将资产（或积蓄）转移到海外的人突然发现他们的账户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点让人看一眼就会起鸡皮疙瘩的债券和期票——一支被遗忘的探戈和国歌的歌词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这些含糊的承诺。我早说了吧，佩雷达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如果还有人愿意听他说的话。街道上挤满了被国家、银行或别的什么所欺骗的人，和那时的许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一样，他也在两名用人的陪同下排起了长队，和（意外地令他感觉十分亲切的）陌生人展开漫长的闲聊。

总统辞职的时候，佩雷达也参与了敲锅抗议。抗议发生了不止一次。街道有时似乎被各个阶层的老年人所占领。佩雷达喜欢这一切，他并不清楚原因，但觉得这是事情开始变化的标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松动了，他也不排斥和封路抗议者们一起上街示威，尽管此类游行总是很快就演变成暴动。短短几天内，阿根廷换了三位总统。没人带头闹革命，也没有军人冒出发动军事政变的想法。也就是在那时，佩雷达决定回乡下去。

出发前，佩雷达跟女佣和厨娘讲了他的计划。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腐烂，他说，我要回庄园去。他们坐在餐桌旁聊了几个小时。厨娘去庄园的次数和佩雷达一样多，她过去总说乡下不适合像佩雷达这样有学识的一家之主，因为他总是操心孩子们是否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庄园在佩雷达的记忆中已经逐渐褪色、变得模糊，他只记得一栋中庭破败的宅子、一棵令人恐惧的大树和一座总有暗影闪动的谷仓，也许是老鼠。那天晚上，佩雷达一边喝茶，一边向他的用人们坦白：他几乎已经没钱支付她们的薪水了（所有钱都被冻结在银行里，也就是说，都没了），他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带着她俩一起回乡下，他相信那里至少食物充足。

女佣和厨娘为他感到遗憾。佩雷达说到动情处流下了眼泪，为了安慰他，她们让他别为钱担心，说已经打定主意就算没有工钱也会继续为他干活。这位律师坚决反对，不容许任何反驳。我这把年纪可是没法做皮条客了，他微笑着说，笑容里混着歉意。第二天早上他收拾好箱子，搭出租车去火车站，她俩站在人行道上和他告别。

漫长又单调的火车旅行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反思人生。一开始车厢里坐满了人，据他观察，大家的话题基本分为两类：国家破产的情况和韩日世界杯前夕阿根廷队的备战状态。车厢里的人群让他想起许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日瓦戈医生》中列车驶离莫斯科的场景，虽然在这部英国人执导的电影里，俄国列车上的乘客们既不谈论冰球也不谈论滑雪。尽管佩雷达也同意理论上讲阿根廷队无懈可击，但他认为胜算并不大。到了晚上，人们停止交谈，佩雷达想起他远在国外的孩子们，库卡和贝贝，一些与他有过亲密交往的女人——他以为再也不会记起她们——也悄然从遗忘中浮现，她们被汗水包裹着的肌肤在他躁动的灵魂中注入了某种宁静，却又没有带来真正的平静，可能还带来了一丝冒险的感觉，但也不全是。

列车在草原上重新启动，佩雷达前额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睡着了。

他醒来时车厢已经半空，邻座是个印第安人长相的男人，正在看《蝙蝠侠》的漫画书。我们到哪里了？他问旁边的男人。在古铁雷斯将军镇，男人回答。哦，那还没到，我是要去霍尔丹上尉镇，佩雷达想。他站起来，松松筋骨又坐下。他看到荒漠中有一只兔子似乎在和列车赛跑，第一只兔子后面跟着五只兔子。领头的兔子几乎是在窗户边跑着，它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与火车赛跑需要使出超人的力气（或超兔，律师想）。跟在后面的兔子们你追我赶，就像环法自行车赛上的突围集团。随着几次大跳跃，后面五只兔子的位置发生变化，第一名落到了最后一名，第三名又取代了第二名，第四名赶超了第三名，跟随的兔子们就这样慢慢缩短了和车窗下那只单独奔跑的兔子的距离。一群兔子！佩雷达想，多么美妙啊！放眼望去荒漠中什么也没有，只有无穷无尽的稀疏草场和大片低沉的云，让人不禁怀疑附近是否真的存在村镇。您是去霍尔丹上尉镇吗？他问旁边的《蝙蝠侠》读者。那人看漫画极认真，不放过任何细节，仿佛正在参观一座便携式博物馆。不，我在埃尔阿深佩埃德罗下车。佩雷达努力在脑海中搜索，但想不起来这是哪个车站。那是什么，车站还是工厂？佩雷达问。印第安人长相的男人盯着他说：一座车站。佩雷达发觉他的问题似乎惹怒了邻座。自己向来谨慎，他想，一般不会以如此不恰当的方式提问，那不是他问的，而是潘帕斯草原让他以这种直截了当、阳刚硬派、不容托辞的方式提问。

他又把头贴在窗户上，此时跟随的兔子们已经赶上了单独奔跑的那只，残暴地扑向它，用爪子和牙齿撕咬它。啮齿动物的长牙咬在身上，佩雷达想到这里不禁觉得恐怖。列车渐行渐远，只能看到一团杂乱的棕褐色皮毛在铁轨的一侧翻滚。在霍尔丹上尉站下车的只有佩雷达和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站台一半是木头一半是水泥。佩雷达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人员。女士和她的孩子们沿着铁轨走远了，身影逐渐缩小，佩雷达算了算，他们走了至少四十五分钟才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地球是圆的吗？他想。当然是圆的！他自己回答自己，然后坐在车站办公室靠墙的木质长凳上消磨时间。他不可避免地联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想到结尾处那几段有关车站旁杂货酒馆的描写，泪水湿了眼眶，又记起贝贝新出版的小说的情节，想象着儿子在美国中西部某所大学局促的房间里，坐在电脑前创作那本小说的情形。他激动地想：等贝贝回国，得知我回到庄园……直射的阳光和草原上吹来的阵阵和煦微风让他昏昏欲睡。他睡着了，醒来时感觉有一只手在摇晃他的身体，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穿着铁路工人旧制服的男人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佩雷达说自己是阿拉莫·内格罗庄园的主人。那人看了他一会儿，说：您是那位法官？正是，他回答，我从前做过一阵子法官。法官先生，您不记得我了吗？男人问。佩雷达认真地看了看他——这个男人急需一身新制服和理发——然后摇摇头。我是塞韦罗·因方特，男人说，您曾经的玩伴，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的。佩雷达回答：朋友，都那么久了，我怎么还会记得？且不说他的用词，甚至连他的声音，听上去都十分奇怪，仿佛霍尔丹上尉镇的空气也参与了他声带或喉咙里的共振。

确实，法官先生您说得对，塞韦罗·因方特说，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庆祝一下。他蹦蹦跳跳地进了售票处，仿佛在模仿袋鼠，出来时手里拿着酒和杯子。祝健康！他说着给佩雷达倒了半杯看似纯酒精的透明液体，那味道像是石头和烧焦的土地，佩雷达尝了一口，就放在了长凳上。他说他不喝了，然后站起来，问塞韦罗去庄园要怎么走。两人一起从后门出了售票处。去霍尔丹上尉镇的话，从这边穿过干水塘就到了，塞韦罗说，阿拉莫·内格罗是另一个方向，要远一点，但是白天去的话一般不会迷路。保重身体，佩雷达说完便朝他的庄园走去。

庄园的主宅几乎已经废弃。晚上冷，佩雷达试图找几根木柴生火，但什么都没找到，只得缩在大衣里，想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将头枕在箱子上睡着了。第二天晨光刚刚照进来他就醒了。井里还有水，可是桶不见了，绳子也烂了。得去买绳子和桶，佩雷达想。他吃了剩下的一点花生当早饭，那袋花生还是在火车上买的，然后检查了庄园里数不清的天花板低矮的房间，之后出发去镇上。一路上他都没看到牛，但是看到了兔子，他觉得不太寻常。他不安地观察着它们，兔子时不时跳到他跟前，不过只要挥挥手就能赶走。虽然他向来对火器不太感兴趣，但是现在很想有把枪。除此之外，这趟出行还是很惬意的：纯净的空气，清朗的天空，不冷也不热，时而能望见草原远处的孤树，他觉得此番景象颇具诗意，仿佛那棵树和荒无人烟的清简氛围只为他存在，一直耐心等待他的到来。

霍尔丹上尉镇没有一条路是铺过的，建筑正立面被厚厚的灰尘包裹。刚走进镇子他就看到一个男人睡在装着塑料花的花盆旁。我的上帝啊，这里也太破败了，他想。武器广场倒是很大，市政厅是砖头搭建的，给简陋又破旧的建筑群增添了些许文明气息。他问在广场上抽烟的园丁哪儿有五金店，园丁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把他带到了镇上唯一一家五金店门口。店主是名印第安人，他把所有绳子都卖给了佩雷达，总共四十根编织粗绳，佩雷达检查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找绳头。选好商品后他对店主说：都记在我的账上。谁的账上？店主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记在曼努埃尔·佩雷达的账上，佩雷达一边回答一边把刚买到的东西堆到角落。接着他问店主哪儿可以买马，印第安人耸了耸肩，说：现在已经没有马了，只有兔子。佩雷达以为他是在说笑，回了一个生硬的笑容。园丁一直在门边看着他们，他告诉佩雷达在堂杜尔塞的庄园能买到玫瑰色花马。佩雷达向园丁要了庄园的地址，园丁陪他走了几条街，直到一处堆满瓦砾的地方，再往前就是荒野了。

庄园名为“我的天堂”，不像阿拉莫·内格罗那样破败。院子里，母鸡在地上啄食，几个印第安人长相的小孩在玩套索。棚屋的门合页坏了，被拆下来靠在墙边。主宅里走出一个女人向佩雷达道午安，他跟她要了杯水。他边喝边问女人这里是不是可以买到马。您得等主人回来，女人对他说，而后转身走进屋子。佩雷达便坐到水井旁赶苍蝇打发时间。院子里到处是苍蝇，好像有人正在制作腌肉似的，佩雷达没怎么吃过腌制食物，除了腌黄瓜，还是许多年前在英国进口食品店买的。过了一个小时，吉普车的声音传来，他站了起来。堂杜尔塞是个矮个子，蓝眼睛，面色红润。这会儿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可他仍旧只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

一个穿灯笼马裤、戴围腰布的高乔人也下了车，个头比堂杜尔塞还矮。高乔人只斜眼瞥了佩雷达一下，就走到棚屋给兔子剥皮。佩雷达介绍自己是阿拉莫·内格罗庄园的主人，最近想修整庄园，需要一匹马。堂杜尔塞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一起吃饭的还有佩雷达刚才见过的那个女人、他们的孩子和那个高乔人。房子里的炉子不是用来取暖的，而是用来烤肉的。面饼没经过发酵，吃起来很硬，佩雷达觉得像犹太人吃的无酵饼，这让他怀念起早逝的妻子，她是犹太人。但“我的天堂”庄园里没有人看上去像犹太人。堂杜尔塞说话的腔调像克里奥尔人，佩雷达还注意到他用了几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才会讲的俗语，仿佛他就是在首都的卢罗别墅街区长大的，刚刚搬到潘帕斯草原上生活。

交易进行得很顺利，佩雷达甚至无须费心在牲口栏里挑选，因为只有一匹马在售。他说也许要一个月后才能付款，堂杜尔塞对此并没有异议。倒是高乔人在晚餐时就一言不发，此时又露出怀疑的神情。告别时他们已为佩雷达备好鞍，给他指明了回家的路。

我多久没骑马了？佩雷达自问。有那么几下，他担心自己的身子骨要散架，毕竟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舒适惯了，坐惯了大扶手椅。夜里一片黑暗，如狼之口。真是个糟糕的比喻，佩雷达想，欧洲的夜也许像狼之口，但在拉丁美洲不是这样，这里的暗夜犹如真空，一个茫茫无所寄托、无所庇护，完全暴露于极端天气的悬浮空间。祝您好运！远处的堂杜尔塞对他喊道。看上帝的意思了，他在黑暗中回答。

回庄园的路上佩雷达好几次睡了过去。在一个梦里，他看见无数扶手椅在大城市上空盘旋，他认出了那座城市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扶手椅燃烧起来，火越烧越大，照亮了天空。另一个梦里，他和父亲一起骑在马背上，他们正在离开阿拉莫·内格罗，父亲看上去很难过。我们什么时候回来？他问父亲。小曼努，我们再也不回来了，父亲回答。佩雷达一低头，从最后这个梦中骤然惊醒，此时他已经回到霍尔丹上尉镇。街角有家杂货酒馆还开着，他听到有拨弄吉他琴弦的声音，那人只是在调音，并不打算完整弹一首曲子，就像他在博尔赫斯小说里读到的。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身为拉美人的操蛋命运，将会和《南方》里达尔曼类似的命运，但他觉得还没到时候，一方面他还欠人钱，另一方面他也还没准备好去死，佩雷达很清楚没有人能为死亡做好准备。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促使他骑马闯进了杂货酒馆，老板在里头，有个老高乔人正在弹拨吉他，还有三名年轻人围坐在桌边，他们看到一匹马闯进来，十分吃惊，佩雷达觉得眼前一幕仿佛迪·贝内德托小说中的场景，内心窃喜，但没表现出来，而是板着脸走到包着锌板的吧台旁，要了一杯烈酒。他一只手端着酒杯喝酒，另一只手悄悄紧握马鞭，毕竟他还没有买到匕首—按照传统这是必备的。他让老板把账记在自己名下，然后走到年轻的高乔人身边，为了重申自己的威严，他让他们挪挪地方，因为他要吐痰，小伙子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口老痰猛地从佩雷达嘴里喷射出来，他们吓了一跳，差点来不及避开。祝诸位好运，说完佩雷达再次消失在霍尔丹上尉镇的暗夜中。

题图来自电影《阿根廷，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