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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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东京大学念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丢了辆自行车。因为没上锁，他去警署报案，详细登记了身高、体重、血型等一连串信息。四年过去，他已经搬去京都读博。某天，东京警视厅文京区警署打来电话，说那辆丢失的自行车找到了，请他回东京领取。
他觉得可笑——四年前的破车，谁还要？但警察态度坚决：“您可以不要，但必须回来办理领取手续。”往返一趟要花好几个小时，他烦得直接挂电话。没多久，警察又打来，说如果他不回来，他们的手续就无法结案。最终，警方寄来一份“丢弃委托书”，请他签名盖章寄回。上面第一行写着：“您四年前遗失的自行车，我们已为您找到。”
有人笑说，这样的日本警察太迂腐，不懂变通。但也正是这种“无意义的认真”，构成了日本社会最真实的底色。
流传已久的一句话常被拿来评价日本——“有小礼，无大义。”可什么是“大义”？如果大义只在大场面才显现，那平时的公正又靠什么维系？
日本人的逻辑恰恰相反：把小事办正，就是最大的义。一辆自行车、一张笔录、一封委托书，都是社会秩序能长久维持的理由。他们相信，只要程序不乱、规则被尊重，公正就不会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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