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被俘后，如何用一首《虞美人》招来杀身之祸？

978年七夕夜，汴梁城内一处宅邸中，42岁的南唐后主李煜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这首千古绝唱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宋史·世家列传》记载：“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景第六子也。……善属文，工书画。”这位才华横溢的亡国之君或许不曾想到，他那支生花妙笔在抒发故国之思的同时，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南唐覆灭与后主被俘

开宝八年冬，宋将曹彬攻破金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李煜“积薪宫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则尽室赴火死”。然而在最后关头，他终究未能以身殉国，而是“率百官诣军门请罪”，从此开始了三年屈辱的俘虏生涯。

宋太祖赵匡胤对这位降王倒显宽厚，封其为违命侯，赐第汴京。但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情况急转直下。陆游在《南唐书》中描述李煜在汴京的生活：“日与后相对，涕泣呜咽，郁郁不乐。”这种终日以泪洗面的生活状态，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李煜在汴京的住所实为一座精美监狱。《宋史》记载太宗曾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人“日夕待煜，伺其动静”。这位亡国之君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他那些抒发亡国之痛的词作，自然也逃不过监视者的耳目。

在此期间，李煜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的词章。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这些词作既展现了他超凡的艺术才华，也流露出对故国的深切眷恋。

七夕之夜对李煜有着特殊意义。这天既是他的生辰，也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浪漫时刻。在被俘后的第三个七夕，李煜召集旧日宫人作乐，声闻于外。这个举动在宋太宗看来，无疑是对其权威的挑衅。

《虞美人》的创作背景与内涵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首《虞美人》开篇即显露出词人深沉的哀痛。春花秋月本是良辰美景，在亡国之君眼中却只能勾起无限伤感。清代词学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指出：“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这种不受拘束的真情流露，正是其词作的动人之处。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里的“小楼”指李煜在汴京的居所。东风本应带来春的喜悦，却让词人想起江南故国。宋代王铚《默记》记载，李煜旧臣徐铉奉命探望时，见“一老卒守门。……卒言上旨，不得与人接”。这种囚徒般的处境，使他对故国的思念愈发强烈。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南唐故宫的华丽建筑依然存在，但物是人非，江山易主。马令《南唐书》记载，李煜在江南时“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往日的奢华与眼前的困顿形成鲜明对比。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千古名句用滔滔江水比喻愁思，既形象又深刻。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评价：“李后主词短长皆妙，其佳处如春水碧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艺术成就固然高超，但其中蕴含的故国之思却触怒了宋太宗。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历代学者多有考证。清代沈雄《古今词话》引《乐府纪闻》称：“后主归来，与故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每怀故国，词调愈工。……《虞美人》其绝笔也。”这首词很可能是李煜生前最后的作品之一。

宋太宗的猜忌与杀机

赵光义即位后面临着合法性质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驾崩时“夜四鼓，太祖崩。……宋皇后使王继恩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这个“烛影斧声”的传说，使得太宗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皇位的因素都格外敏感。

李煜的身份特殊，他不仅是降王，更曾是江南国主，在民间仍有相当影响力。《宋史》记载，徐铉在奉旨见李煜时，“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叹曰：‘当时悔杀潘佑、李平。’”这番悔恨之言被密报给太宗，加深了太宗的杀意。

七夕夜宴更是触动了太宗的神经。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是夕，煜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在太宗看来，这不仅是奢靡享乐，更可能是在联络旧臣，图谋不轨。

《虞美人》词中流露的故国之思，被太宗视为政治立场的宣示。宋代陈郁《藏一话腴》分析道：“太宗闻之，恚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太宗益恶其悖慢。”这些词句在统治者眼中，无异于公然表达复国之志。

太宗决定除掉李煜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降，南方割据势力全部平定。此时留着李煜这个前朝君主已无必要，反而可能成为隐患。

牵机药与李煜之死

关于李煜之死，正史记载颇为隐晦。《宋史》仅简单记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吴王。”但野史笔记提供了更多细节。

王铚《默记》记载最为详细：“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明确指出《虞美人》词是导致李煜被杀的导火索。

李煜的死状极为悲惨。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李后主归来，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闻于外。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龙衮《江南录》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后主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来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太宗命楚王元佐等往视之，旋赐牵机药。”

牵机药是一种剧毒中药，主要成分为马钱子碱。服食后全身抽搐，头足相就，状如牵机而得名。这种死法极其痛苦，太宗用此毒药，可见其对李煜怨恨之深。

李煜被害的具体时间多在七夕次日。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李后主七月七日生，是日燕饮声伎彻于外。……太宗闻之怒，……赐药酒毙之。”这个生于七夕、死于七夕的巧合，为李煜的悲剧人生增添了传奇色彩。

李煜死后，小周后的结局也令人唏嘘。宋代王铚《默记》称：“小周后不久亦下世。”她可能在李煜死后不久便追随而去，结束了这段多舛的人生。

李煜词风转变与艺术成就

李煜的词作以降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精辟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前期的词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后期则抒写亡国之痛，艺术成就更高。

被俘后的词作中，《虞美人》并非孤例。《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篇。这些词作直抒胸臆，将个人遭遇与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价：“李后主词：‘帘外雨潺潺’云云，《颜氏家训》言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后主盖习见北俗也。”指出了李煜词作中融合南北文化元素的特点。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这种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成为后世词人学习的典范。

李煜在词律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清代万树《词律》指出：“后主创新声，如《虞美人》、《浪淘沙》诸调，音节谐婉，体制高妙，为宋人一代开山。”他对词牌的创新和运用，影响了宋代词坛的发展。

历史评价与文学地位

对李煜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作为政治家，他无疑是失败的。《旧五代史》批评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但作为词人，他的成就得到了普遍认可。

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南唐李后主虽涉荒淫，然词曲高妙，一时无两。其《虞美人》词，凄婉动人，不可及也。”既批评其政治失败，又肯定其文学成就。

元代脱脱主编的《宋史》虽然站在宋朝立场，也不得不承认：“煜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算。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这种矛盾性格造就了他悲剧的人生。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藏书》中为他辩护：“李后主亡国之言，哀感动人，不啻如《黍离》、《麦秀》之悲。使遇明主，当与屈、宋并驱。”认为若生在太平盛世，他的文学成就可能更高。

清代学者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的评价最为深刻：“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形象地概括了李煜词作自然天成的艺术特色。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其推上神坛：“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个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确实指出了李煜词的深刻内涵。

978年七夕后，李煜走完了他42年的人生旅程。宋代马令在《南唐书》中感叹：“后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向使国无外忧，止于文墨风流，亦足为万乘其君。”历史没有如果，这位生不逢时的词帝，用生命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美的篇章。

千年之后，吟诵“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位亡国之君的深哀巨痛。李煜用他的悲剧人生证明：在强权面前，文字可以成为最柔弱的叹息，也可以化作最锋利的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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