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黄冈书记，回忆当年麻城“宋埠杀匪”和“东义洲事件”

1947年秋冬的鄂东大地，新建立的黄冈地委面临严峻考验。首任地委书记李友九在回忆录中记载，当年11月3日拂晓，麻城东义洲的枪声撕裂黎明，一场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爆发。恶霸地主郑绍生、原国民党区长郑家学勾结土匪头目郑家贤等人，通过宗族网络胁迫80%的农户参与，诱杀我工作队长余清（原名石辟澜）等50余名干部。

暴起不是突发的火头，乡里的保甲在前面顶着，后面是土匪枪口顶着，北边来的工作队步子迈大，打土豪，分浮财，节奏像鼓点，宗族盘在地里，群众心里怕，靠过去保甲这一条线去发动，线倒是接上，走到半道又掉头，李友九一句话戳在那儿，说利用保甲反被利用，群众不敢靠近我们，我们又被保甲长麻痹，这股急性土改的风，带来的是反弹，是人心散，是一段后来还要反复翻看的教训。

东义洲的火没压下去，外面军压又进来，白崇禧把三十三个旅一股脑拢到大别山口，整编第七师插进浠水、罗田、麻城，小保队在乡间穿梭，地主、兵痞、土匪混在一处，地形门儿清，手段很重，李友九的记录摆着，贫农团长被杀后抛在路口示众，伤员在木板上钉死，刘邓主力机动到外线，留守的地方武装摊在三十一处分区，管着大约七十万人口，小保队倒像杂草一茬一茬往外冒，从三千到四千多，心腹之处开始发紧。

时间推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宋埠那一仗把气口扳了回来，六纵十八旅肖永银带队摸进去，麻城保安团八个中队在一夜收口，俘下两千多人，县长罗维建也在名单里，俘虏怎么处置这一道卡在桌上，许多材料对起来看，小保队多是本地人，收枪散到老乡屋里，甄别一时难开口，报复心重，野司的命令很硬，全部处决，李友九在回忆里避开细节，只说麻东县委那边有扩大化倾向，处决班长以上骨干，地委对死刑审批的手续没有拉紧。

表面的一仗赢下来，底下的刺还在扎，政策推到乡村的墙根，现实一堵墙又挡回来，黄冈地委辖区里杀人过多这句判断摆在纸上，可杀可不杀也在杀，并且有错杀，总数约二百，错杀四五十的估算在回忆里挂着，滕家堡的事举作例子，一个工作队长处决十二名俘虏，前头截到暴乱情报有功，处分没有落下去，这种以功抵过的处理，反映出战时法度不成体系，李友九把缘由往农民二十年硬仗后的情绪上推一推，又把关键落到程序，杀人权限没有请示清楚，手续没有梳理到位。

宋埠这一刀切下去，震住了一片，后续剿匪的路开得顺些，代价也在暗处长出毛刺，李友九在麻东工作的总结里，点到打土豪和急性分田的重要恶果，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从四千涨到六千，群众路线这根线被扯得更紧，在宗族深的地带，社会改造要一步一步落地，只靠清算，一时见效，积怨跟着加码。

往后看一段，一九四九年的剿匪里换了打法，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傅春早再上大别山，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两条腿一起走，政策口径压清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杀人权限的问题往上报，边区剿匪指挥部把红线划明白，对俘降匪众切戒打骂、滥杀，东义洲、宋埠的血和泪，转成一条条规矩。

回看这一段，东义洲的暴起和宋埠的处置像两面镜子，一面对着理想，一面对着土里的现实，政策从纸面到地头有折损，基层在火线上做选择，李友九的价值在于把这些过程说出，不藏不绕，他说未能深刻总结东义洲事件，也就不能采取有效补救措施，这种自觉摆在今天的人面前，是钥匙，也是路标。